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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发于《中外建筑》
   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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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文化制造的原动力
屈湘玲
王辉:
文化制造的原动力
Wang Hui:
Impetus of Culture Fabrication

本刊记者:屈湘玲QU Xiangling


大大的眼睛、潇洒的长发,在哪个地方,总会吸引你的眼球。当然更让你痴迷的,是他那本误读《大跃进》,你不再认为他只是个从事造房的建筑师,而是一位有着透视力的建筑师,一位文化的建筑师。
当下的中国,很多建筑师在超负荷地运转着、重复着相同的工作,他,有时也不例外,但是,他从困守中超越,自觉地以创造中国文化为己任,和他的团队一起,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建筑神话。

建筑= 股票、商品、利润、地位?
本刊记者:当年被诱入职业之门的大多是那门金光灿灿的建筑学,但建筑学在当今的中国建筑条件下是什么呢?您著述的误读《大跃进》强调了库哈斯一条新的注释:建筑= 股票、商品、利润、地位;偶然地被联系为建筑艺术与科学,珠三角的建筑是被史无前例的时间、速度和数量的压力所左右的,作为都市实践的先行者,请问在这种潮流下,您们是如何把握的?
王辉: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使我们再也无法把建筑学锁定在它的传统定义上。Zaha早年的设计可能比现在的还要好,技术难度还要高,但她当年吃尽闭门羹,而今却是座上客。如果不从当代消费型社会来剖析这一现象,是无法理解她今天的“火爆”的。同样,当前复杂的城市矛盾使URBANUS都市实践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我们关心设计的社会性,把我们的创作放在一个动态的参照系中,放在一个更大的体系中。这是我们能够不断地跨越一些创作的瓶颈,尤其是在形式制造中的瓶颈,使设计有生命力和活力。
本刊记者:有许多人评价库哈斯很Cynical——玩世、犬儒主义、实用主义等等,而他凭借自己在建筑上敏锐的嗅觉,成功地创造了CCTV大楼,你觉得他最成功的地方在哪里?
王辉:库哈斯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跳出了建筑去看建筑。从他早年用文化的拥塞来解释当代都市,到他现在能自觉地站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特色的角度去解读建筑,无疑都超越了建筑师的技术角色。遗憾的是,库哈斯所说是人人都可拍手称快,而其所作却并不是人人可及。这点许多评论家也都注意到。比如Paul Goldenberg 在对比纽约SoHo的Prada和时报广场的Toysrus时便一针见血地指出,由商业公司Gensler设计的后者似乎更合乎库哈斯的理论。之所以如此,在于库哈斯直接揭露了当代社会的实质时,是去夸大他所应该批判的对象。因此,他事实上是当代一切怪异现象的卫道士和放大器。正因为如此,他不会从本质上站在业主的对立面上。他越大胆,越是说出了业主不敢想、不敢说的心声,也越有成功的可能。例如,我不认为他本质上喜欢充满标志物的城市,但他意识到这是城市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因此他干脆设计一个比谁都更具标志性的标志物-CCTV。这点即库哈斯的cynical。这也使他的作品有一种诱人的诡异性。

“当代性”=文化制造、立身之本、成就之源?
本刊记者:有报道说都市实践以“学者”身份参与大学教育、以“艺术家”的另重身份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双年展当中....成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当下”的声音,请问您的初衷是什么?您对“中国当下”的理解是什么?
王辉:URBANUS都市实践的创作立足点在于用“当代性”去思考和解决现实的城市问题。这种立场有别于把建筑游离出它所处的时代条件、片面追求理念的独立性的做法(例如许多很前卫的设计),也有别于生搬硬套地把无关联的“好”设计作为参照系的做法(例如对各种样式的抄袭)。做“有关联”(relevant)事情不仅仅是对项目的负责态度,也是对职业的使命感。URBANUS都市实践坚信当前新的世界经济模式在塑造新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因此它在不断地产生新知识。尤其是亚洲特殊的城市和人口条件,更是新文化的温床。它使亚洲的建筑师有可能为建筑史添加新的知识。遗憾的是,中国当今有无数的建设机会,但很少有人能够站在这种使命感角度,自觉地以创造当代文化为己任。更多的从业者是在高节奏的工作负荷下用重复的模式去应付超负荷的工作量,所以中国在创造世界经济神化同时,并没有造就文化神话。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一定要认识到“当代性”是文化制造的根本动力。强调“当代性”不仅仅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也是我们的成就之源。
本刊记者:当代城市的本质是什么?当代城市急剧变化条件下的建筑学有哪些新的可能性?
王辉:当代城市的本质在于它越来越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衍生物。城市概念的构成已越来越从早期可想象的因素(例如防御、交易)等,发展成今天无可描述的因素。任何一个经济学或政治学术语都可以重新定义城市。例如,用“商品”来解释建筑,可能更能说清为什么好区位比好趣味更有价值。再如,用“市长任期”或“市场周期”来理解建设周期,也能更好地说明建筑并不是百年大计。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当代社会都将之解读为短期的获利行为。因此,作为其衍生物的当今建筑学中存在着许多需要批判的命题。这些命题诱发了新的建筑学的可能性。URBANUS都市实践在近十年的设计实践中的主要探索,不是形式层面的创意,而是命题层面上的创意。这方面的努力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它不是用感官的愉悦去说服人,而是用道德理性的愉悦去说服人。它不易被理解,甚至也不完全被我们自己的设计师彻底地理解,所以我们的作品本身也有许多缺憾。我从来不认为我们努力的结果是完美的,我们许多理念还没有通过有效和有力的建筑形式来表达。这倒为我们今后的创作埋下了许多伏笔。

保鲜=批判、关注、信心、使命?
本刊记者:都市实践多次提到三种项目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被称为“都市再生”的旧建筑改造,一类是被称为“都市造园”的城市公共空间填空,一类是被称为“都市村庄”的城市弱势群体居住区研究。请你结合实践分别解释一下这三类项目?
王辉:“都市再生”关心的是如何将城市既存的建筑物、尤其是那些貌似不值得保存的建筑物吸纳进新的城市结构中,使城市的历史、现今和将来连续起来。“都市造园”关心的是如何利用城市公共空间的景观设计机会,把支离破碎的城市片段编织成有人文情调、充满生活情趣的城市事件发生的场所。“都市村庄”关心的是如何有效地保护和提升城市下层群体的生存空间,使之成为当代城市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总处于被拆迁的境地。
本刊记者:您说过一个设计团队的“保鲜”并不在于某一个体,都市实践的生命力在于关注社会,只要社会在发展,都市实践就在发展。他们没有固定的设计风格和设计内容,但作品的品质却有一定的连续性。请问建筑师的角色是什么?怎样为新世纪建筑和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王辉:建筑师有许多角色,最普通的角色就是技术人员,而且要出色地扮演好这个角色已经令人精疲力竭。在当今中国的城市化洪流之中,建筑活动不仅仅是盖房子,它在重新改变人的生存方式、人际关系,它在重新塑造社会等级和结构,它在重新分配不同阶层的社会资源等等。这些因素使建筑成为国计民生中很风口浪尖上的事情,因此也要求一部分建筑师能自觉地超越其传统角色,站在更宏观的社会角度,利用职业的设计机会,向社会发出一点声音。URBANUS都市实践从成立之始就对这种角色充满了信心和使命。作为一个无冕的民营设计事务所,要积极介入到城市问题的决策和争论中,无疑要迈过许多门槛,克服许多艰辛。所幸的是,我们得到许多城市决策者的认可,得到国内外业界的认可,得到建设方的广泛认可。使我们在实现理想的征途中,虽不平静,但鲜有挫折。这是很值得感恩的。时代提出了许多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只有个性化的答案。要想提供一份完美的答卷,批判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批判性要有三个支点:1)、从宏观大局出发揭示出问题的实质;2)、批判者持之以恒的价值观;3)、批判者的自我批判精神。只有批判性的实践,才能够“保鲜”。URBANUS都市实践作品中的连续性是批判性,而不是作品的风格。

我们都在雨中狂奔,渴望自由,摆脱束缚,但当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时,我们有过疑惑,有过顾虑,有过彷徨,有过不由自主的放弃。而心中的信念是那一往直前的野马,载着我们向前。
齐欣先生与王辉先生,饱受中学浸润,为了超越自我,都曾远涉重洋去获取西学,但最终选择中国作为自己施展抱负的土地,把中学与西学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他们曾背负着国人的期望,也试图去摆脱这种束缚,但是当他们再次选择回国时,他们认定了自己就是那匹载着理想狂奔的野马,于是,他们携着不变信念前行。
不再是惧怕,不再是恐慌,那饥渴的心期待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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