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发于《城市中国》
2011年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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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辩证观
佟鑫/张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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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老龄化首先应被视为社会需要承担的福利责任，其次再着力探索积极利用老年人消费能力和社会经验来体现其自身价值的方法。
The population aging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welfare obligations shared by the whole society, then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purchasing power and social experience of old people should be emphasized.
老龄化社会辩证观
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丁金宏教授
A Dialectic View of Aging Society
Interview with Dean Ding Jinho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采访/佟鑫 摄影/张宜轩
Interview/Lisbon Photographer/Zhang Yixuan
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过程，在老龄化社会当中，发展老龄事业、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老龄化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国家应积极筹划应对措施。当前中国的人口增长已经接近顶峰，在人口总量目标没有冲击性威胁的情况下，调整生育政策成为缓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本刊就老龄化在宏观层面的影响和应对措施等问题，专访华东师范大学的人口学家丁金宏教授。
图3
丁金宏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人口研究所教授，教育部社科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主要从事人口迁移、城市化以及人文地理学研究、教学工作。著有《人口空间过程》、《理论地理学》等专著，在人口研究、地理学报等发表论文100余篇。
Q=城市中国 A=丁金宏
Q：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大多数省份和大城市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已经较高，各方面的压力也已经广泛出现，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老龄化这个事实？是否只能将之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负面因素？
A：老龄化问题在中国发展比较快，大城市老龄化问题更早出现。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上海市更早，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老龄化，主要是因为城市人口健康水平提高，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比较严格。但是新世纪以来上海的老龄化趋势趋于缓和，最近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上海的老龄化程度较十年前甚至还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不太可能再进一步收缩生育，加上外地的青年人迁入上海。老龄化速度放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老龄化问题已经不严重了，上海的老龄化水平还是稳居全国前列。
辩证地看，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甚至可以说是人口现代化的一个标记。一般来说，人口如果不向老龄化前进，一直是膨胀型的，人口总量的压力就相当大。但另一方面，老龄化意味着社会保障压力增大，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负面因素。即使是负面因素，也是无法选择的，是人口发展的一个必然和自然的过程，要接受并适应它，使之引发的矛盾尽量地小。
Q：我们常说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发展老龄事业，在您看来，在应对老龄化时能否也从正面看待，将之视为一种机会？
A：确实有学者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桂世勋教授一直倡导“积极老龄化”。我的理解是，如果从宏观层面上要把老龄化转化成一个积极因素，应该多看到老龄化带来的发展机遇。西方发达国家把老龄化称作“银色浪潮”，老年人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群体，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随着医学的发展、营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还能保持不错的健康状况，还有能力为社会服务。另一方面，“银发”的“银”也表示老年人还拥有相当多的社会资源，他们一生积累了相当多的物质财富，也是相当有实力的消费群体。应该倡导有财力的老年人积极消费，引导他们购物、旅游、保健等，但医疗开销等迫不得已的消费肯定也会上升。总而言之，老年人群体会产生特别的消费需求，针对这种需求发展相应的市场，可以体现出老龄化的积极因素。我们应该这样定位：老龄化首先是社会需要承担的一个任务或负担，在这个前提下，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不能把问题反过来看，老年人已经为社会做了一生的贡献，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需要社会帮助，不能忽略生命周期带赋予老年人的权利。老龄事业要为老年人服务，这是本身应有之义。
Q：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国家或地区，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年轻化程度又提高了？
A：从短期变化来看肯定会有，但从长期趋势看老龄化重新返回到非老龄化状态是不太可能的。老龄化也有个极限，发展到某个极限之后会在极限位置保持平衡。例如，某城市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7\%了，除非是在刚刚达到7\%的几年中有所反复，一旦继续增长达到10\%以后，有波动也不会回到7\%以下。极端的情形，比如一个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小城镇，因为工业项目等发展性因素搬来很多年轻人，老龄化程度降低是有可能的，但这没有普遍意义。
Q：如何看待老龄化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均等化的老龄政策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A：农村也在长期执行计划生育，随着独生和两胎的增多，老年人的相对比重也在上升。更重要的是，农村的青年人大批进城之后，农村老龄化也在悄然发展。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全国大部分省区都进入老龄化，中东部一些农业省份的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这意味着应对老龄化不单单要考虑城市的问题。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将来会产生严重的挑战，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村的创造力比城市低。儿女减少了，又不在身边，能接济的资源和资金很有限，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水平比较低，对农村老年人养老造成很大障碍。农村社保制度建立完善并与城市接轨的过程不可能很快，水平也不可能很高。如果农村的老龄化问题逐渐积累加剧，对城市也是一种影响。目前中国人口结构还在红利窗口敞开期，十到二十年后，现在的青壮年劳动力向老年人口迈进，人口红利窗口慢慢关闭，全社会的养老压力相当大，国家对此问题应有未雨绸缪的态度。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化水平有比较明显的差异，老龄化的地区差异也更多地反映为城乡差异。
均等化的老龄政策还是一个需要努力的目标。大城市老年人福利保障起步早，市、区甚至街道、乡镇都有多层次综合配套的保障措施，养老的资源、场地、人员、资金较充沛，但农村还是薄薄的一层纸，有些地方还有漏洞，实现均等化还有相当长的过程，短期内很可能差距还会拉大，以后再逐渐缩小。城市化本身也是一个缓解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的重要手段，城乡之间不需要绝对均等，不需要相同的货币待遇水平，要借助城市化的积极因素，不断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城乡人口达到合适的比重，届时再对城乡的养老作均衡打算会更容易。
Q：通过改变计划生育政策，能够有效地缓解老龄化吗？
A：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与老龄化有不可脱离的关系。我认为，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计划生育对中国是重要而必须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13亿7000万的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真正达到了五分之一，同期的印度人口占全球的18\%，如果按照过去的趋势发展，15年内中国和印度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将相交于19\%。为什么中国和印度能换位？不言而喻，中国采取了积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总量在短时间内达到趋向稳定的状态。
但是，少生孩子、控制总量的政策是有代价的。第一是出生性别比偏高，不允许多生孩子，父母选择子女性别的意识就会很强。第二就是老龄化，少子化使老龄化加剧。许多城市的人口呈现菱形年龄结构，顶端的老年人和底端的孩子数量差不多，这不是很正常的年龄结构。承认计划生育催化了老龄化，并不代表要否认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产品，是我们为了控制人口不得已付出的代价，只要社会能够认可总量控制的不可替代性，并且能够设法应对其连带后果，那就是值得的。当前我们面对的新问题是，有没有可能通过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来缓解老龄化，这个问题应该提上日程来讨论。
在目前情况下，放宽生育政策已经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人口增长格局了，中国人口总量增长的顶峰已经近在眼前，不管生育政策是否调整，都可能不会超过15亿，过了人口顶峰之后，会有一个人口快速减少的过程。这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条件，更是充分条件。从代际公平和地区公平角度考虑，计划生育政策不可能从最紧的状态立刻放到最松的状态，人口政策的急转会导致人口结构的急转，使人口结构一直不能稳定。合理的路径是既能够缓冲老龄化，又能维护稳定的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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