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发于《城市中国》
2007年第19期
□ 阅读次数：3729
□ 现有评论：0
□ 查看/发表评论 |
|
|
城市的那片天——性产业中的男女
文/潘绥铭（北京）
|
每个人头顶上的天都是不一样的，尽管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尽管都有一个家庭。这块天的意义，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它是我们全部价值的集中体现。如果你像下面这些人一样，仅仅拥有夜晚的话，你就会体验到的。
曾经有人批评我：“传统道德学者对妓女是非理性的批判，而潘绥铭是非理性的同情。”可是我却大惑不解：如果我们对这样的弱势群体都不加以同情，那么我们要那个所谓的“理性”干什么？那个“理性”，岂不是秦始皇主义？
“移情”，或者说“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等等，是人类独有的高贵的情感，是我们区别于野兽的主要标志之一。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会像希特勒屠杀犹太人那样，根本没有想到被杀者也会有痛苦。这种“移情”，人应该在5岁左右就学会了，例如看了动画片就会说：“小白兔的妈妈被大灰狼吃了，它该多么伤心啊。”
可是，现在的许多中国人却连这个也忘记了，或者当初就没学会。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个“道德”压在他们头上，一个既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也没有经过他们同意的，更不允许他们反思的道德。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经历过的历史，就是“毫不移情”的不断示范与培训。统治者或者革命者从来都把自己的敌人说成根本就不是人；从来也不肯承认：他们其实也是人，被杀了也有同样的痛苦，只不过为了统治或者革命不得不杀了他们。
在这样的历史中成长，我们要是没有被“狼化”，那才奇怪！结果，我们看到罪犯被枪毙，马上就会条件反射地脱口而出：“罪有应得”；却从来不会去想想：能不能不杀呢？即使要杀，能不能使他们少受一点痛苦呢？
最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不计其数。其中至少有一个令我欣慰：越来越多的“网民”的帖子，不再仇恨或者痛骂“小姐”，而是越来越同情她们。
我们终于开始学习应该怎样做人了。
恩格斯在1892年12月22日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说：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
“绝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
“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以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
“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
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在谈论关于性产业与性工作的一切现象与理论的时候，都不应该再仅仅从社会治安、预防疾病、国家税收这样的角度出发了（尽管这些出发点显得很光辉灿烂）。我们应该从个人的基本人权出发，从小姐自己的利益出发。其他的一切都仅仅是作为参考。可惜，直到今天，即使是网上那些十分同情与关心小姐的网友们，也仍然很少有人做到这一点，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
看来，我们还需要继续学习应该怎样做人。…………
她的故事
Her Story
她是个站街女，和大多数干这一行的姐妹一样，都有自身的难忘的遭遇。
她是一个身世坎坷的女人，在女儿两岁的时候，丈夫出车祸死了，从此她一个人承担起抚养孩子的重担；后来，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朋友，最初的两年他对她很好，虽然家里都不富裕，但是都能够体贴地对待她们母女俩。久而久之，她的男朋友有了吸毒、赌博、嫖娼的爱好，虽然她看在眼里，但是都没有计较，她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个好的女朋友。然而，他开始变本加厉，开始打她，也对她的女儿不好，女儿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和妈妈说：”妈妈，魔鬼来了！”母女俩的生活变得战战兢兢，终于有一天，在他不在的时候，她带着年幼的女儿离家了，暂时躲在朋友的处所。原本以为有了依靠的她这一次又跌入了深渊，再一次她失去了重新拥有家的感觉。从此，她又一次要自己照顾女儿，重新做回单亲母亲，而这个时候，女儿已经7岁了，该上小学了。在听了朋友的劝说之后，她把女儿安排在奶奶那边住，在那边上学，而她呢？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她做小姐的生涯。
那是200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晚上10：00，像往常一样，她站在路边等待客人，因为那天晚上之前就接了一个客人，本来也就心情不好，想收工了。碰巧，一个模样三四十岁的男人过来了，问了她价格，两人谈好后，她就径直把他带到她的住所。因为是刚出来做小姐，没有经验，她什么防备也没有，对人也从来没有警惕。但是，在她将房间的门关上之后，灾难就发生了。客人露出了凶相，手拿着匕首要挟她说是抢劫，如果不把钱都拿出就将她的脸给刮花。当时，她身上并没有多少钱，唯一值钱的就100元和一个手机。她想喊，但是抢匪用刀指着她，她不敢了。抢匪用刀柄把她打晕了，迷迷糊糊间或许她有了挣扎，她只觉得额头上鲜血已经流下来了。等她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是在医院的抢救室了。听她的姐妹说，当时真的很吓人的，屋里都是血，她的整个脸上和头上都是血，大家都以为她会死了。幸亏，她活过来了。当时，在医院的抢救室，她就说了一句话：“赶紧救救我吧，不然我的姑娘怎么办啊？”她唯一放不下的是她的年幼的孩子，也是支撑她活下来的支柱。
病好了之后，在她身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痕，她有轻微的脑震荡，偶尔总是会感觉头昏昏的，也伴着轻微的疼痛。另外，她的额头、左耳边上，还有她的下巴都留下了深深的刀疤，这些痕迹她心里都是留下了撕心裂肺的痛。当时，由于治疗的需要，她心爱的头发也都剃掉了，到目前，依然只能看到稀疏的头发，因为工作的需要，她买了好几个发套，靠这些，她又变得美丽。可这美丽的背后，却有着辛酸的血泪史，对她而言，是刻骨铭心，也是不堪回首的。
这次的经历，不仅仅对她来说是对身体的残害，也使她的家庭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北京住院治疗的一个多星期，就花去了10000多元钱。当时，她哪有钱啊，她可是刚刚出来做小姐的，可以说是身无分文，怎么办？她只有伸手向朋友借，先垫上，这意味着在休养的这一段时间，她没有办法工作，还要想着病好后偿还这欠下的巨款。对一个单亲的妈妈来说，这无疑又是晴天霹雳。女儿还在家里等着寄学费和生活费回去，还有婆婆的赡养费用，这些都到哪里去取。这回出事，她不敢告诉家里的任何人，更不敢说是因为工作而碰到这样的事情。对她而言，心理和精神的压力是共同而来的，而在经济上，她只能先求助于朋友和亲友，让他们帮忙。由于自己现在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她托婆婆先照看孩子，暂时负担一些孩子的日常开支费用，为了让他们放心，她也定期从朋友那借些钱先往家里寄。每次提到孩子，她是眼睛湿润，因为她知道孩子也特别懂事，知道妈妈在外面工作辛苦，对于母亲来说，是多么希望可以陪伴在孩子的身边。
现在，病已经恢复了，她在努力工作挣钱，一边为了还债，一边要抚养女儿，也要赡养婆婆。
在工作越来越不容易的北京，她的生活显得异常艰难。
我是个嫖客，是个好男人
I am a Whoremaster and Good Man as Well
我很爱我的老婆，我们一起从艰苦的日子里走过来，她从来都没有怨言，家里外都处理得稳稳当当，孩子也带得很好，身边的人都羡慕我有个好家庭，我也觉得自己很幸福。
但是每次去找阿丽心里都忐忑不安，怕被人看见，怕家里知道，却又压不住心里的欲望，想起阿丽亲切的笑容，殷勤的侍候，让我整个人都飘飘然，只有对着她我才可以做回自己，她会细心的帮我打扮，让我穿她那些性感的衣服，诱人的丝袜，还帮我化妆，她会用手机拍下来让我看，我们会一起研究怎么样搭配衣服，怎么样的姿态比较性感，有时候我也会买我喜欢的服饰带去，每次我都很快乐，很享受这段时光，阿丽从来都不耻笑我，她让我有安全感，就是因为这样，我成了一个嫖客。
我爰我的家，爰我老婆，可是我害怕对她说我喜欢穿丝袜，穿女人的衣服，怕她会离开我，记得有一次看见她穿戴得漂漂亮亮，心里痒痒地，就说可能我穿上也许不错，可否让我试穿一下，她就严厉地说怎么会有这种变态的想法，男人穿着女人的衣服多恶心，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提半个字，可是心里的欲望一直炽热着。
阿丽让我释放心里的欲望，享受身心的自由，我感谢她，可是我知道社会容不下我们，按法是犯了卖淫嫖娼罪，按理我们是违背社会道德，可是我们又伤害了谁呢？
张姐
Sister Zhang
和其他老乡一样，张姐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面开了一家不足十平米的发廊。中间用帘子隔开，里面是一张床，外面有一个梳妆台，一个炉子，然后剩下的地方就够放两把椅子，屋子很旧，发黄的墙壁显示这个房子存在时间不短，墙角和墙壁上布满了蜘蛛网。就是这样的胡同里，这样的小房子的租金对张姐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尤其是生意不好的日子。
张姐老家在江西农村，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到了她们这一代家里的田并不多，加上这几年不是水灾就是旱灾收成可想而知。让张姐最为骄傲的是她的两个儿子，特别争气都考上了大学。一方面张姐为儿子能够跳出农门而欣慰，另一方面上大学的费用又把家里压得喘不过气来。她算了一下两个孩子的学费加上生活费一年要三万元，在家里种田也就是不让自己饿死，要想节余多少是不可能的。她和老公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技术。看见同村的女人都出去打工了，回家都住上了楼房。她们夫妻也不奢求什么楼房，只是希望能够送儿子念完大学就满足了。虽然知道她们出来干的都是不光彩的事，但她和丈夫商量了很久之后还是选择了和老乡一块出来。
张姐虽然37岁了但是皮肤很好，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性格比较温和，生意倒还不错。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还能勉强维持孩子上学。以前张姐的老公是在家种田的。自打张姐出了一回事以后，老公不放心，反正家里那点田也不挣钱，他就过来了，给张姐当保镖，农忙的时候就回家一段时间。
最近半年北京的情况很不好，严打很多，她们的小胡同里面经常有便衣出入，现在客人少了很多。就算有客人她们也只敢做按摩，不敢提供其它的服务，怕被抓到。可是做按摩时间长挣的钱少。所以现在的收入特别低，每个月还要交一半给老板。能拿到自己手里的就一两千，还要交房租。平时他和老公都自己在炉子上做饭吃，这样可以省点钱。像这样下去孩子的学费肯定是交不起的。可是又不能让孩子辍学，张姐觉得自己就是因为没有文化一辈子只能这样了。但是孩子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她因为做这个工作被人看不起甚至遭人唾骂，也差点被客人掐死，被警察抓过，可是想想孩子的将来，她都忍过来了。现在张姐和她的老公都很着急，两个孩子每个月都在等着要生活费啊，还有老家的公公婆婆、张姐自己年迈的母亲，她不能完全不管阿！这个月给孩子的生活费是从老乡那里借来的，借的时候说是周转一下，答应了马上就还。所以张姐没得选择只能继续做，而且要去挣钱多的地方做。最近，她和她老公商量着去别的地方先看看，去小一点的城市，不像北京管得这么严。
结尾
Finality
回到本节的主题上来，我认为：现在已经有人在中国主张的性产业“合法化”或者“非罪化”，其实都是好心人办糊涂事。宣传这样的口号，只能“与国际接轨”，却无法解决，甚至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
最基本的现实就是：现在，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性产业与小姐难道还没有“合法化”或者“非罪化”吗？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人可见的性产业场所、个别情况下甚至会有堵街塞巷的小姐人群？
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性产业，其实早就局部地、间断地、基层地“合法化”或者“非罪化”了。当局注定是改变不了这种局面的。结果，禁娼法律也就跟着变质了。它已经变成一种“创收”或者“整人”的最便利借口，变成对于损害小姐人身权利的一种法定鼓励；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小姐，在被骗、被抢、被打、被伤之后却不敢去报案。所以说，对于禁娼法，首先还不是应该不应该废除的问题，而是要认清并且解构它的政治功能，指出它的变质及其对于基本人权的破坏。
附带说一句：小姐被骗、被抢、被打、被伤这些现象，都不是“性产业”的必然产物，恰恰都是禁娼法律已经变质的产物。所以，那些以“拐卖妇女、性剥削”为理由来批判“性产业”的女性主义者们，跟提倡“合法化”或者“非罪化”的人们一样，虽然都是好心人，但是都缺乏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更没有真正思考事情的性质，只会“拿来主义”；结果都是出剑即偏，甚至是无的放矢。
中国目前的禁娼法律的法理基础，既不是保护个人权利，也不是维护社会秩序，甚至都不是保持道德纯洁，而是沿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是把娼妓视为“旧社会”的典型表现来严厉镇压的。如果不这样做，现政权就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历史，就等于自己消灭了自己。
试问，在这样的法理基础上，提出“合法化”或者“非罪化”的主张，岂不是直接挑战政权的生存？别说实现之，就连进行理性讨论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君不见，直到如今，在官方所控制的任何一种传媒上，对性产业与小姐，都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理性讨论，更没有出现过任何“合法化”或者“非罪化”的字眼。也就是说，“合法化”或者“非罪化”这种主张，首先要解决的，其实是自己本身的“合法化”或者“非罪化”的问题。
至于那些批判性产业的女性主义者们，大概从来也没有想过：你们自己真的愿意做毛式阶级斗争的卫道士吗？
因此，目前中国的问题其实是如何把禁娼法律“去政治化”；也就是如何促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阶级斗争转向社会管理。
只有不再按照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性产业，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处理，当局才有可能容忍其它看法的出现，“合法化”或者“非罪化”的主张才会有存在的可能性，才能谈得上进一步的讨论与选择。
<img src=http://www.abbs.com.cn/pic/2007/009-psm.jpg>
潘绥铭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0年生于北京。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性社会学和性别人类学研究。著述：主要代表作先后有《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中国性现状》、《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等多种。 |
|
现有评论：0 [查看/发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