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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我看建筑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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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一组即将在《中国建筑教育》第一期上刊登的稿件，作者包括老一代教授、著名青年建筑师、大型建筑设计公司高层管理、一线优秀新锐教师以及在校学生，全方位多角度解剖当今中国建筑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欢迎关注。
北窗杂记：我看建筑教育
窦 武
建筑学院的教育我十几年不接触了，不好说了。大致说来，我是觉得建筑历史课学时少。上世纪90年代末我到莫斯科去了一趟，莫斯科建筑学院的建筑史课是年年都有，一直学到毕业。国内现在到底多少，我也搞不清，我们学校好像都把历史课拆成好几门了，拆散了。就是不同的人讲不同的段落，而且各取各的名字，建筑理论史什么的等等。把它拆散了，好处就是好几个教师讲，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教师、不同的方式去学习，不至于很狭隘地去听一个老师讲。不过缺点是整体性打散，没有一个完整的总体的历史观以贯之，或许会使一些学生不能领会一门学术的逻辑结构，也有遗憾。
偶然从几个毕业班学生处了解些情况，也许可以说:建筑教育的人文关怀太少。如何去关怀，对生活的了解到了什么深度？你比如说我是极少出国的，偶尔出那么两次，我都对欧美年青人的人文修养很佩服，觉得很有感触。可我们一些无数次、长时间出国的人，回来后在这方面好像并没有多少感受。个人的着眼点不一样，着眼点怎么样，能汲取什么，就跟你本人的人文修养有关。
我说这个是教育整个的问题，不是一门课程的问题。我就觉得现在的建筑教育跟梁先生（梁思成）、林先生（林徽因）提倡的不一样。
上世纪50年代初，梁先生曾经多次建议建筑行业和大学的建筑系应该由文化部领导。这就是说，主管建筑的部门领导人和建筑师应该有深厚的人文修养。这个建议当然行不通，恐怕还曾经给他带来过某种危险。
依我的理解，梁先生和林先生都主张建筑师应该深刻地了解人和人的社会，从人的生理需要到人的精神文化需要，从人的个体到社会的整体。而且建筑的主管部门也要有这样的领导人，他的眼光也应该首先看到人和人的社会的健康而丰富的生活。
所以，大学的建筑教育，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或者“空间感”之类的教学，应该很鲜明地提出建筑师的人格教育。是不是？
有一个学生，是从我们这个乡土组毕业的，前年给我来了个电话，说：“陈老师，我失业了。”我觉得很奇怪，问：“建筑师现在还失业？”他说：“我良心受不了，辞职不干了。开发商弄到一块宝地，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要重新建造一批新式四合院，高档的，卖给香港的大老板之流去住，领导叫我去干这个工程，这种事情我不愿意做，我辞职了。”我听了很高兴，我们要的是这样的学生，对不对？后来我写了一篇小杂文，把这件事写上了。另一位学生，已经当上了个头头，见到之后马上来了个电话，说，这位同学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建筑师要有这种人品这类事情就好办了。今天的报上我剪下了一段，说的是：“一个村政府，8个工作人员，造了4500平米的办公楼”。干什么啊？这建筑师怎么就会给他做设计，不造个反啊？驯服工具，太驯服了。教训了几十年要知识分子甘当驯服工具,我们这个民族会遭报应的呀!
关于建筑教育的建筑师角度
李兴钢
关于建筑教育，我肯定不是内行，如果非要我说两句的话，我就从建筑师的角度说一下。如果我们认同建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建筑师的话，那么建筑师是干什么的、从事建筑师这个职业应该具备什么素质，在我看来就是建筑教育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阿尔伯蒂说过，“我所称之为建筑师的人，从完美的艺术与技巧的角度来说，是通过思考与发明，既能够设计，也能够实施的人；是对于（建筑）工作过程中的所有部分都了如指掌的人；是通过对巨大重物的移动，对体量的叠加与联结，能够创造出与人的心灵相贯通的伟大的美的人。”；北大的学生吴洪德认为西方建筑学存在三个传统：工匠传统、人文传统、艺术与科学传统。分别代表着实践、话语和再现/表达的力量。我深以为是。那么，建筑师应该是工匠、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和科学工作者合而为一的人，比如达芬奇，比如米开朗基罗。或者说，建筑师应该是同时具备工匠、人文、艺术与科学多重素质的人，而建筑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
以此来检视比较西方与中国的建筑教育，也许我们会发现诸多的关于教育目标、手段和结果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同样也可以理解，由于建筑学和建筑师的如此特性，实际上并非一定通过高等的大学、硕士、博士教育，而通过自我教育、体验与实践也有可能使一个人成为建筑师，如众所周知的安藤忠雄。又特别由于建筑师的工匠属性和“既能够设计，也能够实施”，建筑学习的过程是绝不能离开对真实材料和构造的实践操作与体验的，这又使得建筑学的教育与其它囿于大学课堂的学科教育非常不同。建筑师的第一属性是工匠，眼下我们的建筑教育缺乏工匠课程，我们的建筑师缺乏工匠素养。建筑的体量、空间和使用特征使得对优秀建筑作品的亲身体验和心领神会成为有效的甚至不可或缺的学习或教育手段。
同时这诸多的素质在一个人身上应该是融会贯通的，而非简单的加法结果。一个学习建筑的人在我看来应该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用建筑语言表达自己思考的能力和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建造实现自己作品的能力。也就是心高、眼高、手也高，心到眼到手也得到。这些能力对应的也许正是建筑学的人文、艺术与工匠传统，三种素质缺一不可。一个建筑师在三种素养之中的某一种特别突出都可使他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有特点的建筑师，若是三种素养都很突出，将可使其成为一个大有成就的建筑师，我们观察一下几位现当代的建筑大师：柯布、康、密斯，以至老库、赫尔佐格与德姆隆等等莫不如此。这也许可以给我们的建筑教育以某种方向感和层次感。
三个故事、三个问题和三个点
王蔚
先跟大家分享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今年参加自主招生面试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高中女生，她说报考建筑学是因为父母也是这个专业，不过母亲告诉她说：女儿，你要想好，几十年前我学建筑学的时候，没人知道建筑会象现在这么火（这么吸金！），不过你现在学了以后几十年后会怎样，我也不知道了。
第二个故事：我的一个很有才气的美国同学，来自弗吉尼亚一个小镇，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建筑之前曾经做Messenger（就是骑着单车送信的邮差），在哥大的时候学得很优秀，也是那种熬夜不要命的人。我问他毕业以后会怎么样，他说如果找不到建筑做的话，他还是会骑着单车去送信，那样的日子很快活。
第三个故事：是我自己的。去美国留学前做了七八年建筑师，但还是不知道该不该做建筑，因为当时觉得建筑的意义有些模糊。在留学期间，看着我的那些老师，有为了赶我们的课程，每次会从另外一个州半夜三点出发坐飞机到纽约来，一上就是一天的；也有跟学生一起熬一个通宵之后，下午又出现在STUDIO的。虽然他们的脾气都很大，学生很怕，但是他们每次带到课堂来的海量知识信息和智慧的思考，令人不得不服。几年的留学生活下来，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到，建筑很小，建筑师很小，但是生命可以小得很有意义。
这三个故事促使我思考现在面临的三个问题：
一是，我们怎样告诉学生为什么学建筑？
二是，我们怎样跟学生一起进步？
三是，我们怎样和学生一道，跟世界一起进步？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在2008年，分别面临着各自的临界点、拐点和破发点。
2008年，从清华、同济、东南、天大等四所老校于1992年5月最早通过评估以来，全国范围的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已经走过了第二个八年。纵然，评估在很大范围内提高了全国的建筑专业教学水平（硬件和软件的），但是，扩招扩招，不可避免的让中国建筑教育面临着质与量的临界点。
我曾经遇到的一个本科生设计课教学班，师生比是1：16。今年参加研究生面试，小组共十名考生，建筑学和非建筑学专业的比例是3：7。虽然这两个数据都只是个别学校的个例，不过已然说明一些问题，或者有了问题的苗头。即使这样，老师和学生的状态都有待考量。一端是老师抱怨学生不努力，浅尝辄止；另一端是学生抱怨老师不够投入。据一所著名建筑学院的本科学生讲，他们现在感觉是在上夜校，因为老师们白天都在外忙着，很多课都改在晚上……愕然！
是爱金钱，所以做建筑？还是爱建筑，所以做建筑？也许当某天我们弄清楚为什么要教建筑并且身体力行做到了，学生们也就有了为什么学建筑的答案了。在这么个质与量的临界点上，看你我如何把握？
2008年，一系列奥运建筑以及相当数量的重大城市标志建筑的完成，使中国的建筑和教育面临着一个拐点（借用一下2008年的这个时髦用词）。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某种层面上，一些外籍设计师的建成作品，至少在事实上，终结了我们对外来建筑师和建筑理念的激烈争论和抵抗¬¬——城市接纳了这些看起来奇形怪状的建筑物，让中国建筑和教育面临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和学术环境，这个拐点上考验着我们是否有足够强的心理承载力和足够大的教育推动力。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借助近二十年电脑及软件技术的进步，西方建筑师发展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三维设计方法，而我们则诞生了世界一流的效果图。当然，这是西方学者以极大的耐心和勇气，通过不太近功不太近利的研究工作乃至达到的学术与实践成果，值得学习。根据我的教育经验（相关文字请参见拙文《探索数字时代的建筑设计和教育》），面对新工具及其技术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是否能走在建筑设计的前沿。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建筑师生，正处于数字社会技术挑战的拐点，一起前行是无法避免的选择，进则明，退则黯。
好在2008年，我们有了这一本《中国建筑教育》！
在师与生，质与量，前进或后退，中国或世界……处于一种胶着状态的时候，我们如此渴望一个告别平衡、带来希望的破发点，把中国的建筑教育带向胜局；
在工具和技术决定着我们是否掌握未来的时候，我们也如此需要一个改变策略、扭转观念的破发点，把中国的建筑教育引入新的轨道。
作为一本中国建筑师生的刊物，第一本两部（建设部和教育部）关注的专业教育杂志，前面三个问题的答案，应该都可以在这本属于未来的载体里面找到，我们期待着！
相关链接：
众议：我看建筑教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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