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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20 16: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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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下的建筑文化生态
彭长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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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下的建筑文化生态：澳门早期中西建筑文化交流
Symbiotic Architecture Culture Pattern: Early Chinese-western Communication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Macao
摘 要 “共生”是近代早期澳门中西建筑文化共存发展的典型特征。该文以相关文献史料为依据，从赞助人、建筑师、工匠和文化受众的角度论述澳门早期建筑文化生态的形成，以及澳门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发展的“共生”模式对于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意义。
关键词 澳门 共生 建筑文化生态 中西建筑文化交流
Abstract Symbiosis is representative feature of coexistence of Chinese-western architectural cultures in Macau early modern times. Based on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of early architectural culture pattern in Macao from perspectives of sponsors, architects, craftsmen and audiences,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symbiosis pattern of Chinese-western architectural cultures integration to their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Macao, Symbiosis, Architectural culture pattern, Chinese-western communication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澳门是中国早期西洋建筑活动的重要发生地和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践地。早从16世纪初开始，葡萄牙人和天主教教会即以澳门为中心开展西洋建筑活动。在经过300余年不同种族的建筑艺术，尤其是当地华人和葡萄牙人建筑艺术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中葡建筑高度融合的艺术风格。
现有关于澳门早期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研究，比较多地关注文化交流在物质形态以及艺术形态方面的表现，并借鉴艺术史对建筑形式或建筑风格的分类方法，将澳门早期建筑简单归纳为“中西合璧”式或其他类似称呼，从而忽略了这种混合状态产生的复杂背景。鉴于上述情况，本研究将尤其关注两方面：其一，有关澳门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模式研究；其二，有关模式产生的文化生态及背景。很显然，与鸦片战争后西方建筑文化以突变、楔入的方式改变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发展轨迹相比较，在岭南一隅的澳门半岛上，东西方建筑艺术的早期相遇是谦和共存、相互影响而共同发展的。其发展历程代表了东西方建筑文化融合发展的“共生”模式，并明显区别于19世纪中期以后的“楔入式”影响。从文化交流的主体来看，“人”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而文化生态的形成也必然以“人”的参与为前提，表现为业主（赞助人、或建造者）、建筑师、工匠等对建筑活动的共同参与，并因文化背景、艺术背景及技术背景的不同，形成互动交流的过程。受其影响，包括中国人以及西方人在内的文化受众群体通过对建筑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的体验，使建筑文化以超越物质形态的方式传播开来，形成澳门早期建筑文化的生态特征，并最终形成澳门早期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自主机制。
1 赞助人：对中西文化的适应与调整
澳门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源于经贸的发展，其早期建筑活动也是围绕商人居停和经商而展开，因而充满了临时性和不确定性。1534年葡萄牙人首次踏足澳门，晾晒因台风受湿的货物。1554年，日本航线船队司令索萨（Leonel de Sousa）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达成口头协议，葡人得以居留澳门，澳门半岛开始对外国商队开放，澳门正式成为各国商人的聚居贸易点。在官府的控制下，商人的早期安居并未受到保障，“仅蓬累数十间”，其建筑多为临时建造且非常简陋。但很快，葡人得到中国商人的帮助，开始大量使用本地材料进行建筑活动，澳门开始出现葡人聚落与建筑，即张廷玉《明史》所称：“商人牟姦利者渐运瓴壁蓑角为屋。佛朗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①
为确保长期稳定的贸易和居住，葡萄牙人采取了务实和灵活的策略，同样的做法也在商栈、住宅等民用建筑的建造中贯彻实施。由于中国建筑传统相对薄弱，在16世纪至17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人在运用本土的建筑形式方面是没有受到限制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因地方材料和施工工艺的影响，在建筑细部和内部空间使用方面，都表现出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澳葡人对明、清政府的谦卑政策加强了两种异质文化传统的共生和融合。保存至今的许多早期民用建筑一个总的特征是，中葡建筑彼此自由借鉴对方的建筑意念和形式，将五花八门的中西装饰特色共冶一炉②，别具特色。
相对商人简单实用的原则，欧洲建筑艺术在澳门的传播更多地源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开展。早在葡萄牙人登陆澳门之前，天主教会已在印度的科钦（Cochin）和果阿（Goa）等地建立了十分完善的传教网络，并进行了大量的建筑活动，教会也因此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建筑经验。进入澳门之后，限于资金、材料及劳动力的匮乏，澳门早期教堂建筑同样十分简陋，多用竹、稻草、木板或夯土（Chunambo）建造③。随着贸易的展开，葡人财富积累渐多。在宗教信仰和葡萄牙传统的推动下，教会得到了信众的大量捐款和帮助，并开始在新教堂的建设中谋求具有正规式样的教堂建筑形式。在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的观念中，宗教艺术包括绘画、音乐、建筑等是宗教礼仪的必要帮助和组成，所谓“艺术如能加以正当利用，则其任务和使命，就是用美的生动表现，使人的精神超越官能的范围以及物质的领域，上达理智和道德的理想境界，一直向往至高之善、绝对之美、万善万美之天主……”④并因此发展了一系列有关内部空间和外部建筑形式的礼仪和规范，罗曼风、哥特式、巴洛克等西方建筑艺术形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并因全球性传教活动的开展而推广开来。
作为最早进入澳门以及自认为最正统的天主教派，耶酥会在面对强大的中国文化传统时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并采取了调适的策略来应对传教的需要。这一方面与耶酥会士有入乡随俗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耶酥会士早期对华传教活动中所接受的经验和教训有关。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是较早认为有必要需求新方法的人，作为视察员，他在1579年派遣罗明坚神父到澳门时，就已经清楚地表明前往中国内陆传教的神父必须学习中国语言，同时要蓄发，留胡子，脱僧袍，着儒服等，以“适应”中国文化的策略进行传教活动（图1）。⑤耶酥会士罗明坚（1543年~1607年）、利玛窦（1552年~1610年）在广东肇庆的传教经历为耶酥会确立了样板，他们采用了范礼安神父所描述的方法，同时认为“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⑥，并因此得到地方官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信任。利玛窦本人也最终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同，规定只向赞同利玛窦观点的传教士发给进入中国的特许，同样的规定在铎罗主教觐见康熙皇帝时得到重申。利玛窦在中国的成功坚定了耶酥会面对“中国礼仪”时所采取的灵活和调适方针，并一直坚持至18世纪中期罗马天主教会与清康熙朝的决裂。
同样的理念扩展至新教堂的建设中。面对澳门日益增长的华人群体，在坚持教会传统、遵守相关规范的同时，通过建筑和雕刻等直观的艺术形式影响华人社群成为耶酥会的重要手段。1602年，当新的圣保禄教堂开始在原址重建时，耶酥会首先在建筑朝向上进行了适应当地气候的调整，教堂是南北朝向，而非天主教规制的东西朝向，其变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耶酥会对中国传统习俗的尊重。1630年教堂落成，1620年~1637年加建前壁。为营造从人间到天堂的叙事性主题，同时达到传播教义、颂扬圣母的目的，耶酥会建筑师在前壁的建筑语汇上选用了古典主义与哥特式的结合，以宣扬天主教的崇高和伟大（图2）。前壁为耶酥会式的舞台型牌坊，没有塔楼，由柱子隔开的三部分组成，中间部分最高，有五层，左右两侧为三层。每一层都布置了具有完整叙事性主题的雕刻，同时融合了天主教和东方文化的渊博主题及装饰色彩：东方文化中的因果、轮回被诠释为上帝——魔鬼、生——死、善——恶的二元对应关系；以天主教征服中国的企图被诠释为圣母踏足中国龙；为强化中国百姓对雕刻主题的理解，“鬼是诱人为恶”、“圣母踏龙头”、“念死者无为罪”等汉字标题以对联的形式雕刻在画面上。其他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题材也以隐喻和象征的手法来帮助耶酥会进行宣教。
作为赞助人，虽然目的有不同，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和建筑传统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将这些务实的思想和观念贯彻入他们的建筑活动中，为中葡建筑艺术交流提供了一个对等、共生的文化环境。
2 建筑师：建筑设计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在赞助人为其文化价值进行取向、调适的同时，建筑师通过专业技能实现建筑对该价值的物质表现。澳门是中国近代最早有西方建筑师活动的地区之一，由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需要，教会建筑师早从16世纪开始即已参与教会的设计与建造工作，宗教与艺技的双重背景使建筑师更灵活地游走于东西方文化、艺术与技术之中。相对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和帝都北京所采用的中式建筑外表和欧式内部装饰的方法⑦，在中国文化传统相对薄弱的澳门，建筑师可以自由地发挥他所接受的欧洲建筑的素养，而更需要思考的也许是如何使设计适应地方材料和建筑方法。
在有关澳门的许多文献和研究中，都提到了“Chunam”或“Chunambo”这种材料。一种观点认为“Chunam”是葡萄牙从印度或马六甲学习的夯土技术。在对其进行实物的考察后会发现，“Chunam”与广东地区传统的夯土墙工艺十分相似⑧。而语义的分析则显示，“Chunam”实为粤语“舂箖”之音译，即充分捣实或充分搅拌之意，该工艺在澳门半岛以外的岭南其他地区都广泛存在。虽然，并不排除葡萄牙人最早从印度或马六甲学习了夯土技术的可能，但材料和工艺在澳门的本土化是显而易见的。在缺乏石料的前提下，“Chunam”成为16~17世纪澳门许多教堂的墙体用材，其中包括圣保禄教堂。一种观点认为，在1602年的重建中，耶酥会建筑师、数学家卡尔洛·斯皮诺拉（Carlo Spinola）为适应“Chunam”的力学特性，放弃了该时期耶酥会常用的单一主殿体系，回归到中世纪的三殿体系⑨。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修改，在教会建筑的发展中，教堂内部空间和殿堂的设计与教会讲道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单一主殿因方便讲道，同时使教堂内部空间简化为圣坛与座席的单一对应关系，以强化空间的纯粹性和唯一性而逐渐为耶酥会所认同，并在16世纪中期成为耶酥会教堂的主要空间形式⑩。 “Chunam”的承压性能决定了它无法承受过大、过重的屋顶。因此，将“Chunam”墙体进行组合，将大空间分解为小空间，是卡尔洛神父面对地方材料的调适之举。当然，采用“Chunam”作为墙体材料的另一种可能则是，负责承建的伊纳西奥·莫雷拉（Inácio Moreira）在考察了当地的材料后进行了选择11。
中式屋顶是建筑师不得不采用的另一项地方建筑传统。虽然后期有西式三角木屋架的出现与应用，在16~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式屋架是澳门早期教堂和民用建筑的主要屋架形式，其上覆盖着中式瓦。建筑师在大部分设计中因循着中式屋架对平面空间的限定，而在建筑的组合中更多地反映中国传统的空间结构，其特征在民用建筑如住宅、货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另一种解释是，建筑师直接学习了地方传统建筑的空间结构，如庭院、天井的组合等，西式建筑的特征更多地反映在表皮，包括西方古典形式的拱形骑楼、装饰、门楣、窗楣、各种形式的柱式等。
显而易见，赞助人着重于两种文化的平衡，而建筑师更多地从理性分析的角度完成建筑设计对文化、经济、技术、地理、气候、习俗等各种因素的适应性调整。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澳门早期教会建筑活动的特殊性，赞助人与教会建筑师在面对中西建筑文化交汇所采取的适应性策略几乎高度一致，从而保证了教会“适应性”建筑对其他民用建筑的示范性。
3 工匠：营造技术的本土化
全文请见原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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