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发于《新建筑》
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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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野中的“民族特色”问题
许丰功 周江评 沈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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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of Ethnic Feature in the View of Communication
许丰功 周江评 沈春竹
Xu Fenggong Zhou Jiangping Shen Chunzhu
摘 要 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使得当前我国城市里出现很多“全盘西化”，或通过简单添加民族传统建筑符号以形成“民族特色”的建筑，造成“千城一面”，许多建筑乃至城市面貌趋同。借助传播学的有关原理对此加以解释，并初步探索了解决的方法。
关键词 西方 建筑文化 传播 中国
ABSTRACT As the western architectural culture spreads across China， it brings so many western ideas that make buildings or many cities with similar appearance， it also makes many of our architects counter this trend with modern buildings to which were added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symbols. In knowledge of the communication the authors explore this situation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face or solve it.
KEY WORDS the West， architectural culture， spead， China
中图分类号 TU-05 文献标识码 A 文 章 编 号 1000-3959（2002）03-0074-03
一 引言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建筑文化也不例外。这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现代，本不足为奇。但是，当我们的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建筑虽然“现代”，却再也看不出民族或地域特色的时候；当我国城市中心的建筑越建越高、越建越密，却有人把它理解为“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时候，我们感到了危机，一种中华地域文化屡屡被削弱、忽视和民族建筑形式被逐渐淡忘乃至从视野中消失的危机；一种因少数人对西方建筑符号的过分偏好和滥用可能造成建筑（形式）“全盘西化”和“千城一面”的危机；一种人们对西方城市文明、建筑文化的误解以致可能形成我国城市中心“世界主义的光秃秃的玻璃匣子”或“没有民族性的所谓摩登建筑”麇集的危机[1]；一种简单添加民族传统建筑的符号以抵御西方建筑文化传播的危机；一种不能借鉴西方乃至非西方（如印度、韩国等）外来建筑文化精华使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再现风采的危机。
尽管目前建筑界、文化界等对此已经做了不少的探讨和研究，但我们仍然迫切需要通过不同学科来研究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问题。新兴的交叉学科——传播学提供了进行这种研究的一种新的视野。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在我国的传播以及它对我国建筑文化的影响，进而了解如何控制和引导它。
二 传播学视野中的（建筑）文化传播
1 传播中有文化，文化中有传播
传播学是研究人们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是社会、心理、人类、政治等学科构成的新兴的交叉学科。它兴起于二战后的美国，后迅速传播到全球，被人们广泛应用于对信息、符号、文化等传播的理性研究和思考。传播是一种社会性传送信息的行为，是一个从具象到抽象、从制码到译码的循环运动过程（图1）。通过对这个过程主导因子的研究和控制，人们不但可以认清信息（文化）传播的机制，还有可能转变或改善传播所可能达到的效果[2，3]。
文化作为“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包罗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无数重要信息，很容易就成为了传播的重要内容，参与到传播这一特殊运动形式中去，从而得以变迁、增殖或重构并不断保持活力和生命。因此，我们无法想像一个离开了传播的文化，也无法想像一个没有文化传播研究的传播学。应该说，传播不仅是能改变文化诸因素却外在于文化的手段，而且是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和文化是紧密相连、互相包容的。
建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属于文化的范畴，所以它与传播关系密切，能在传播活动中得以变迁、增殖、繁衍和重构，并因此不断获得发展的动力。同样，我们无法想像一个离开了传播研究的建筑文化。如果没有大唐建筑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日本人的借鉴精神，也许我们今天根本看不到许多兼有唐风的日本建筑。没有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我们今天也就很可能没有上海外滩独特的建筑景观。所以，借助传播学的视野看待建筑文化的传播不仅可能，也非常必要。借助对西方建筑文化传播的研究和控制，我们可以创造更有生命力的建筑文化及建筑、城市面貌，可以改善乃至消除其对中国建筑形式及城市面貌的不良影响。
2 传播与（建筑）文化增殖、变异
文化传播有着两面性。因为传播是一个对信息进行编码、解码的循环过程，所以一个最初的文化信息经传者（进行传播的一方）的采集、选择和抽象，再经过特定的传播渠道（媒介）到达受者（接受传者信息的一方），解释和具象会有部分信息丢失或变异的可能。这样，被传播的文化既可能在原有基础上结合新的文化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或扩大传播面，也可能因文化信息缺损或扭曲，发生社会文化特质和模式转变特别是结构性转变，导致丧失原有活力，变成一种没有生气的文化形式。对此，可称为文化增殖和变异[4]。就像唐风建筑文化和中国的园林艺术可以促生极有魅力的日本建筑文化和枯山水艺术，而西方建筑文化的传播也可以造成许多城市星形放射状道路网和西方建筑形式、符号的滥用一样，同样的西方建筑文化，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形成不同的建筑和城市面貌。我们可以利用传播学原理进行相关的理性研究和思考，提出可行的对策。
3 传播学对“欧陆风”和“大屋顶”的诠释
传播学者研究发现，信息来源、传者的“社会分类”[5]和其进行传播的主观目的、传播的把关人（gatekeeper，对传播信息实施控制的机构或人员）[4]、传播渠道及其局限、受者的信息滤波功能（即受者对信息的收取有主观选择性）、传播的情境（指传播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等都会对信息的传播起到控制、引导、增殖、分层等不同作用[3，6，7]。藉此，我们就可以较好地解释文化信息经传播后的增殖、变异问题。属于特殊文化信息的建筑及其文化的传播也有这样的情形。曾几何时，在现代建筑上加上古典建筑符号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形式甚嚣尘上，由沿海少数城市传遍全国。曾几何时，北京新建筑上都爱加上一个明清式的“大屋顶”，进而国内城市纷纷效仿[8]。近几年， 追求“海派”特色成为上海文化领域的一个潮流， 随后诞生了以亚洲最高的上海金贸大厦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上海新建筑。从传播学角度而言，这些说明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师、业主、相关政府官员、文化人（评论家）、民众在当今西方建筑文化传播中作为传者、受者或把关人时，受到其影响和对其施加影响的过程。
另外，如果相关者在上述过程中只是被动、消极地接受和施加影响，那么它就很难达到文化增殖的效果。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西方文化传播是个很好的例子。当时，西方建筑文化传播作为西方列强对我国社会文化征服的一部分，客观上它只可能在列强势力所及的各个城市畸形地展开，带来的大多只是西方建筑文化的符号形式和帝国主义霸气的符号内容，很少能考虑到与中国民族或传统建筑文化的结合。而当时孱弱的中国，“外侮凌夷，民气沮丧，国人鄙视国粹，万事以洋式为尚”[1]，对上述传播完全处于被动、消极接受的地位。因此，尽管当时我们也有了几乎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建筑形式，然而当时的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基本属于一种无序状态，西方列强控制了我国主要大众传播媒体，我们很少可以看到真正有自己民族、地域特色的建筑。
9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形式的影子频频出现在我国的许多城市的重要建筑上，让我们感觉不出它们应该是属于中国哪一个地域的建筑，属于西方的、还是属于中国的建筑。更多的时候，感觉是西方建筑文化的某种无序蔓延控制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在控制西方建筑文化的传播。因此，尽管现在我们有了自己强大的大众传播体系和许多自己的建筑师，如果不认真研究新一轮西方建筑文化的传播过程，进而对其实施有效控制和引导的话，我们依然无法建造出有着浓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感的建筑。
4 传播与建筑文化分层
我们不但要主动研究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及其影响，还要系统研究我们的建筑师、政府官员、（建筑）评论家、民众等传播要素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问题，即西方建筑文化造成的“文化分层”问题[4]，以明确他们对最终传播效果——建筑形式和城市风貌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及应该扮演的角色，从而有力改善当前“千城一面”的不利局面。
进入80年代后，西方建筑文化在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传播。在这次传播中，建筑师们扮演了传播过程的最重要的角色。从传播学上看，他们既是此次传播的受者主体，也是传者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建筑开发商、民众、政府官员、（建筑）评论家等在此次传播过程里也同样交替扮演了传者、受者、信息传播把关人等不同角色。同时，他们和建筑师两两之间作为受者存在的“信息沟”或“文化分层”，即不同受者对相关信息的把握的时间、程度差异，也会对西方建筑文化在我国的传播构成影响[5]。对此，可借助传播学的有关原理，抽取主要传播要素，简化出以下两个理论模型，如图2和图3所示。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西方建筑文化在我国的传播中，建筑师、开发商、政府官员、民众、（建筑）评论家等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和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方面有好有差，其传播学解释为：
（1）当前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在不同受者、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信息沟。而作为受者的建筑师、政府官员和建筑开发商之间在西方建筑文化传播中达成妥协的不同程度（图3），就基本决定了西方建筑文化在最终建成的建筑物上的反映程度、增殖程度。
（2）部分建筑师作为西方建筑文化传播的受者和主要传播者，没有对西方建筑文化信息进行有效的再创作，传播的是一种没有经过“文化增殖”的信息。
（3）部分开发商和政府官员作为建筑文化传播把关人，控制了建筑师对西方建筑文化信息的再创作，使建筑师在设计中扭曲使用部分西方建筑文化信息，致使传播过程中西方建筑文化信息或是被过分强调或是被过分贬低，无法得到很好的融合。
（4） 当前民众和（建筑）评论家目前尚无足够的能力对建筑文化传播形成有效的反馈、监督机制，其意见还无法形成一股合力有效地影响建筑师、开发商、政府官员对建筑文化信息的传播行为。
三 建议
综上分析，要有效控制和引导当前西方建筑文化在我国的传播，要首先做好以下工作：
（1）通过各种传播媒体或途径保证和提高部分政府官员和开发商接受建筑文化的水平。不但要使他们的建筑文化认知达到一定水平，还要通过有效的文化传播，如专家讲座、考察先进等方法使之不断提高。这样，我们或许可以避免许多建筑“外行”指导“内行”的传播和控制，还可以让建筑师有一个更宽松的创造环境来使用中、西方建筑文化信息。这样做还可以使参与者的来源更加广泛，形成更加民主活跃的建筑评论环境。
（2）要推动高雅建筑文化的普及和积极的建筑文化传播反馈、监督机制的形成。设法通过有效的大众传播媒介，如报刊、电视、网络建筑评论和优秀建筑设计介绍等，提高民众建筑审美品位和情趣，或许这是真正能结合西方建筑文化和本民族建筑文化精髓，实现“文化增殖”，创造更多中华民族时代的、民族的建筑文化的最有效手段。
（3）鼓励不同学科的人来综合研究西方建筑文化的传播问题。导致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对我国建筑形式和城市面貌形成不良影响的深层原因是民众的文化心态得不到积极的引导，而同时掌握控制大量信息（不止是建筑文化信息）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投资商之间又缺少有效的信息沟通和互动的渠道。因此，仅仅建筑师认清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多学科的人来共同研究和解决。
四 结语
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它对我国建筑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有着强大的冲击作用。但有益的文化传播是使人类相互传达和分享有效信息的过程，不应当是使某些民族文化、建筑文化消亡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积极研究西方建筑文化在我国的传播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延续自己的建筑文化并不断给它添加新的、有生命力的时代内容，“反映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的性格”[1]。□
参考文献
[1] 梁思成. 梁思成文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2] 施拉姆 W，波特 W. 传播学概论.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3] 甘惜分. 新闻学大词典.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4] 沙莲香. 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5] 林达之. 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
[6] 张国良. 传播学原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7] 张隆栋. 大众传播学总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8] 夏明.关于“欧陆风格”的思考.建筑学报， 1998（11）：46～49
收稿日期 2002-0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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