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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2 16: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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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不懂的司马迁祠墓
祁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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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者与死者分别在两个世界，所从事的活动却没有根本的差别，做皇帝的死后仍然做皇帝，做大臣的死后仍然做大臣，这是对官方而言；做父亲的死后仍然做父亲，做儿子的死后仍然做儿子，这是对百姓而言。根据这种传统，人活着的时候所拥有的一切，死了以后仍然要拥有。包括衣食住行、职务地位、辈分高低、口味喜好等等都要根据死者生前的样子来安排，不能乱来。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事死如事生”的祭祀讲究，升华为一种礼仪，让人们能够根据一定的规矩安排死者的后事，寄托对死者的哀思。
这样一来，祠墓便具有了文化内涵，既是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也包含着后人对死者的情感与态度。对祠墓的设计规划也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会带出历史，生出情感，体现态度，折射出社会流变过程中的人间百态。
据《水经注》记载，司马迁祠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距今已有近一千七百年的历史。这期间，多少顶皇冠异主，多少次天灾人祸，世事沧桑在这里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折射出不同时期赋予太史公的不同态度。
祠墓选址很好，西依山梁，东临黄河，在一马平川的渭北冲积平原上形成一个面东的高坡。远远望去，气势不凡。要进入祠墓需蹬临而上，走完九十九级台阶才可达到祠院。古时，越是重要人物的墓地，在选址方面的讲究就越多。为了选择一处风水宝地，动辄百余人，耗时几个月的事情屡见不鲜。可以说，从司马迁祠墓坐落的地方，就足以看出当时百姓对“史圣”的崇敬。
沿坡而上，但见一牌坊矗立眼前，上面“高山仰止”四字，既是对面前地势情况的总结，也是对司马迁伟大功绩的形容。牌坊背面还有“既景乃冈”四字，提示前来拜谒的人们，此处非等闲之地，要处处留心这里的每一处景象，体会“史圣”的精神所在。由此拾级而上，又有砖砌牌坊一座，上书“河山之阳”。此文取自《太史公自序》中“耕牧河山之阳”，指司马迁少年时代曾在黄河与梁山之间的广阔土地上从事耕牧劳动，也暗指司马迁一生刚直不阿、励精图治的超然品格。可以说，这些并不生僻，但又耐人寻味的文字，反映了历代文人墨客对“史圣”崇敬。
走完九十九级台阶就到达祠院门口，大门额上“太史祠”三个大字特别醒目。一直向上攀登的疲劳加上对“无限风光”的企盼，我们有些急切地跨进了庭院。院子不大，方砖铺地，几棵古柏，几棵花树，一前一后紧挨在一起的两座建筑，从侧面绕到房后，紧挨房子的是“史圣”的墓冢。
快速浏览之后留在我脑子里最深的是园内“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这样两句楹联，“史圣”的学品、人品囊括其中，字字真切。当然，对一个搞建筑的人来说，周围环境透露出来的信息好像比楹联更实在，更具有吸引力，可是，从房前转到屋后，斟酌思索之余，有三个问题我竟然没有搞懂：
首先，祠里“献殿”与“寝宫”两座主要建筑的距离为什么两两相挨，近在咫尺？据专家考证，为了便于拜祭，西汉时期民间在墓地修建祠堂已很普遍，并形成了基本布局规范：“前为大门嗣启闭，中为祖堂伸跪拜，后为后寝栖神灵。”从当时留下的遗址来看，祠堂的大门到祖堂（即：献殿），祖堂到后寝（即：寝宫）之间都留有比较开阔的空间。祖堂之前烧香，后寝之前上供，人们都要行跪拜之礼，必须要留出足够的空间。而司马迁祠祖堂与后寝之间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连站立鞠躬的余地都没有。于是，前来拜谒的人们只能在前面拜祖堂，而无法直接拜到供奉在后寝中的“神灵”了。
其次，一进祠门看到的建筑只有左右山墙，没有前脸和后墙，为什么还要叫“献殿”？在现代人眼里“宫殿”一体，没有本质差别，在古代则是泾渭分明，各有用处。“宫”用于生活起居，“殿”用于处理政务。给这座建筑起名的人显然知道古建筑的基本讲究。不过，不管是“宫”还是“殿”，都是四围开间的封闭式建筑，还没有见过前后无墙的。按照古时的建筑形制，前后无墙的建筑只能算作“廊”或“敞厅”而难以成“殿”。看来，给这座建筑起名的人与实际建设这座建筑的人对“殿”的理解相差甚远。
另外，通透是风水思想中最为重要的观点，所谓“气通则活，气阻则死”，而司马迁祠修建中不是“气通”，而是在两个地方出现“气阻”：一是整座院落被横于当中的建筑拦截，且当中无门，成了阻挡气流的屏障；而一般祠墓建筑前后有门，入前庭，过后宫，可以直达墓冢。二是进入墓冢只有院落左边一条偏路，原路去，原路回，也不通透；原因很简单，在院落右边不知为什么修了间房子，将进入墓地，形成左近右出的路径阻断了。
据古建筑学家鉴定，我们现在看到的祠之山门、寝之山门及寝宫均属宋代所建，距今亦有近九百年的历史。祠里最早的石碑是公元1064年韩城知事李奎所立，碑上有文：“荒祠临后土，孤冢压黄河”。尽管语气壮阔，但是“荒祠”、“孤冢”也见证了当时祠墓的悲凉状况。翻翻《韩城县续志•祠祀志》，我们还会发现更悲凉的内容，为了保住这座“荒祠”、“孤冢”，当地官绅百姓曾多次集资维修，最长的一次维修竟达6年之久。如此耗时不是因为工程浩大，而是因为资金匮乏，一拖再拖。据韩城方志和司马迁祠墓的碑文记载，有组织地进行祭扫活动是明朝的事情，祭祀者在祭文中称司马迁“学贯天人，道穷古今，百世文宗，万代良史”。但是，此次祭祀也属于个人行为，与当时的官方无关。到了明万历年间，有士绅专门写过文字，申请官方介入，以提高太史公的祭祀规格，最终也未见分晓。1957年，当地百姓对司马迁祠墓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修缮，并将完工的时间刻在了那座被称为“献殿”的房梁上，尽管也载入了史册，但到底不是正规之举。由此可以推想，司马迁生前因为得罪官方而受辱，死后仍然没有得到来自官方的待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民间想怎么建就怎么建，想怎么修就怎么修的随意状态。
直到1982年2月，这座历经沧桑的祠墓才正式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新世纪伊始，由陕西省组织了首次规格最高的官方公祭活动，标志着“史圣”地位的改变。
这两项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史圣”的地位，前者有石碑为证，后者有档案为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太史公千百年受到的不公待遇就彻底解决了，这一点有他老人家祠墓上的建筑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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