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发布于
2008-12-02 16:03:51
□ 阅读次数：6420
|
|
|
每个城市的地方性都在它的星期一早晨形成
采访/ A+C
|
每个城市的地方性都在它的星期一早晨形成
——对话广州三年展策展人高士明
A+C:先谈谈广州。您觉得，广州三年展对这个城市会产生哪些影响？比如，市民文化，城市文化等……
高士明：近代以来，广州这个区域就开始变得很重要。这里是通商口岸。在近代的中西交流关系中，所谓的国际化过程，在广州是很早的，比上海还要早。它是我们对外交流的第一站，是我们中国接触世界的第一站。
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这里又成为中国的一个社会实验室。在广东以及深圳，最早开始出现社会的变动，最早开始改革开放，最早开始搞市场经济，最早开始腐败。所以，它既是最早的得意者，也是最早的受害者，包括城中村、社会公正、盲流、社会管制等都在这里出现，这是一个社会进程中的实验室。所以说， 广州三年展在广州落脚是相得益彰的。因为这里是我们社会的实验室，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前沿地带。同时，我们希望把这个前沿变成艺术的前沿，把这个实验室变成艺术的实验室。这是广州城市给三年展提供的一个语境。
三年展为广州带来什么呢？首先是一个国际化的视野。这次三年展，来自40多个国家的171位艺术家，它提供的是一个国际视野。另外，对市民文化、城市文化来说，三年展还能延伸一种实验精神，以及自由的空气。
A+C:上海双年展主题为“快城快客”，探讨上海自身的城市特质。那么，广州这个城市的特色如何在本届三年展中得到了表达？
高士明：这两个展览现其实现在处在不同的时段上。上海双年展在2000年正式成型，变成规则内的国际展览。2000年以后，它变得越来越重要。上海双年展一直是与上海这座城市捆绑在一起，以上海母体作为研究对象和思考对象。无论是气质上，还是行政上，它都是与上海结合明显相关。上海双年展由文广局主动，因而很强调市民互动。
对广州来说，它是美术馆负责的。某种意义上，相对的自由。基本上来说，广州三年展的立意不是针对这个城市，针对的是国际视野，主要学术议题。上海双年展已经是第7届，已经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广州三年展，对这个城市来说，还是在冒险，学术上的冒险，所以，它必须实验。像光州双年展、横滨三年展、威尼斯双年展等，其实都不是以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这座城市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就是打造了一个国际平台。
A+C:我们是否真的能够与后殖民说再见？
高士明：我们针对的不是作为历史经验的后殖民，而是作为问题框架以及语境的后殖民。我们不是和现实说再见，而是与现在盘踞在各种国际艺术大赛、文化研究中的各种词汇、套路做斗争。因为短短二十年，这个曾经具有批评性的工具箱已经迟钝了，却成为一个新的权力和政治结构。我个人比较反对后殖民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与社会运动结合，把艺术、文学拖到话语政治的层面。这不但是是对艺术的贬低，也是对政治的贬低。政治变成了话语政治，变得特别肤浅，成了立场之争，丧失了政治本身作为社会方案的意义。它对艺术的贬低，更简单。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你要对政治表态，那么作为公民表态。对艺术的工具化和对政治的意识形态化，是我坚决反对的。艺术一旦成为工具，那最后是什么？是宣传。而政治一旦意识形态，也是宣传。与后殖民说再见，其实也是对宣传的反抗和抵制。
A+C:在全球的三百多个双（三）年展中，大多数是以城市命名的，比如，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等等，您如何看待艺术展驱动城市发展这个现象？
高士明：城市的文化名片，这是目前一个很流行的说法，人们都在这样用。而艺术展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这只是从推广、宣传的角度来说。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双年展（三年展）提供了一个视野，一个想象的空间，一个思考的空间，这才是对一个城市的真正回馈。当代艺术在今天绝对不是一个美学问题，而是成为了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思考和讨论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个vision，一种洞见，一个视野，一种眼光；是我们如何面对世界的一种眼光，我们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经历到的现实。参加本届广州三年展的有让-菲利普•图森这样的小说家，有肖开愚这样的诗人，所以说，当代艺术展变成了一个很综合的文化现象。图森在本次展览中写了一篇小说，题目是《齐达内的忧郁》，写得非常动人。对于同一事件，图森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思考，这才是当代艺术对社会的真正贡献，当然也是对城市的贡献。如果城市的市民能从三年展中体会到这些东西，接触到这些东西，他的世界就打开了一个角落。这是一种启蒙。
A+C:在国际大展日渐疲惫的时代，亚洲双年展却热情日益高涨。您如何看待亚洲的“双年展热”现象？
高士明：一方面我们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今年有十个国际性展览在亚洲举行。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亚洲双年展存在同期举行的现象，为什么会同期举行？是为了国际观众的方便。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在欧洲的专业观众，是不可能在半年内来亚洲两次的，所以，同期举行方便了这些观众的一次性旅行。这恰恰说明，亚洲仍然是亚洲，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重要。当然，这里同样体现了一个全球性的关系，亚洲的各大城市都在建立自己的坐标体系，在当代的国际艺术地图上寻找自己的坐标点。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举办三年展（双年展）意味着创造了一个国际空间，同时拥有了一个思想的平台，这是很积极的一个方面。但每个城市也要考虑，到底要如何进行自我界定，如何对展览界定；通过这个展览，如何把世界带到这个城市中来，同时把自己融入到世界中去，即如何通过这个展览去解读世界、展示自我。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A+C：面对当下“双年展热”现象，有人认为目前的双年展存在着趋同现象，以及艺术创作的个性和地域性的丧失，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高士明：在我个人看来，一个城市要强调个性就像一个人要追求个性一样，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追求自己的个性，我一向认为，一个人应该去追求共性。比如，我想追求哥德的共性，我想追求李白的共性，我觉得这才有意义。追求个性，要怎么追求？希腊神语告诉我们：认识你自己。那要如何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同时，你已经被改变了。人永远是在追自己的影子。个性这个词，在古希腊时指面具，个性其实是面具。在我看来，城市的个性永远在建构之中。本次广州三年展的主题是“与后殖民主义说再见”，后殖民系统最核心的词汇是“defference”差异与“identity”身份，而实际上在我看来，我并不认同这两个词，我认为后殖民中最杰出的仍然是“下一个”。身份其实是一次流动的浪潮，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一个标签。有人说，杭州是休闲城市，杭州的个性是阴柔等等，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杭州有很多阳刚的方面。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一座城市，身份和对他（它）的认同都是动态的，都在建构之中，而一个城市，不但有它的历史，还有它的未来，甚至，历史在未来中。正如库哈斯描述珠三角时所说的：在这里，每个城市的地方性都在它的星期一早晨形成。他的意思就是说艺术在未来之中，不能给城市界定一个标签，界定一个所谓的身份特征。
A+C：作为一个著名策展人，从2002年起，您就参与了许多大型学术展览的策划，那您能不能谈谈，这些策展工作给您的工作或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高士明：变忙了。当然，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正如我刚才提到的，策展工作是为了建构批评性、创造性的语境。策展，包括一个人的人生，应该是一个“intellectual project”—— 智性计划，但是，目前的许多展览，都丧失了智性计划、智性方案。人的一生也应该是智性方案，但并不是说我们要按这个方案去活，而是我们要保持这样一个方案，一直拥有一个企及不了的远方在那里，这样才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对所谓的logo、地方性、本土性、传统性，并不是说我反传统，我非常热爱传统，也不是我反对以上提到的这些东西，而是我反对把它们看成传统，如果定义为传统，就意味着把它们封杀掉了。
A+C：本届广州三年展留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高士明：我觉得，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艺术家、学者一起讨论、一起推进的过程，这个是我以前做展览没有过的经历。
|
|
纯粹建筑 | 理想城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