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发布于
2011-02-11 10: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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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IG实习的日子
文 /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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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曦，2008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08年至今于哈佛大学建筑系学习建筑，2009年8月至2010年5月在BIG丹麦事务所实习。《城市环境设计》杂志社海外编辑。
实习的日子
注定了还是要过紧张的生活。年关之前，我终于回归了GSD的节奏，夜里3点半下班回家以及每天一轮的面向Bjarke远程汇报。连续好几个周一，同组的美国的Aly和我一次次地讨论今天到底是星期几。压力型贪食症爆发，却不止是我一人。我身上竟也越来越多的发生坐不住的情况，常常跑去厕所洗脸。
有压力才有收获，我终于可以理解OMA那些数以百计的模型矩阵是怎样生成的了。一个月来Aly和我，还有第一次升任工作组组长的Daniel，3个人做了近百个1:500到1:200的草模。最开始的日子是每天根据场所和功能随便做，慢慢地开始针对某些有趣的主题进行多方案测试，再然后锁定方案后不断做模型测试比例和局部微差。
在BIG很庆幸能有机会做这样的纯概念竞赛。当然也算是前两个月与室内面砖搏斗的无聊生活的一种补偿吧。我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做方案有3个误区：第一是一根筋扎到底，想到一个概念就死做，没有多方案尝试和比较的意识；第二是对模型的工具性认识不够，而只是作为表现性手段，其实概念模型特别是结合地段模型可以产生很多电脑上看不出来的思考；第三是概念构思的时候太复杂，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不能清晰地表达最重要的概念。于是发现，满墙的模型里面，真正让人有印象的往往是那些形式最简单的，比如方形的院、指状的条、三角的山，相当的BIG啊。也可以换句话说，在BIG的建筑思维里，概念是应该和手法完全分开的，越抽象的原型就越清晰，越有力量。于是所谓的“编程方法”甚至可以曲解为“图解方法”。不难理解BIG建筑为啥看着就像图解，又或者说看模型就能看出建成效果。
在BIG做实习，也不像在传说中的OMA之类只是做模型，如果碰到做竞赛，也调研、分析、画图、讨论，如果有好想法没人会视而不见。不过我最近觉得，做模型其实包含了一种工作精神，一种不断用肉身实践不同设计可能的精神。试验和各种名目的研究贯穿在最初到最终的全设计过程里。即使画地砖，每天也得尝试不同的交接和摆布方式，然后一一建出实物模型。
当然肉身实践的也不仅仅是设计，还包括各种无聊而繁重的体力活。比如为准备运出公司展览的模型做箱子，像台湾同胞SM，从法国辞去建筑师的工作来实习，一身高强的渲染设计本领，来BIG正赶上新书的展览在即，直接做了3个星期，40多个大箱子。还有论文发表无数的爱沙尼亚建筑评论人Carl，本着来考察建筑师工作方式与思维状态的目的来实习，结果被安排做模型文本以及各种旧档案整理，导致我一直都误以为Carl是18岁上下来公司打杂的高中生。直到某次吃饭他跟大家聊到德里达和一些结构主义哲学家，众人大惊。
Carl有一次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如果我们要一个完全没有学过建筑的失业青年来做箱子，每天切模到晚上十一二点，给他可怜巴巴的实习工资，会有人干么？鉴于丹麦失业青年的工资比我们实习生高3倍左右，我们都清楚答案：只有那些曾经付出高昂学费而且欠了一屁股债的建筑学生才会来干。我们肯干，是因为我们还抱有理想。而且我们自己也明白，理想本就是不值钱的。
SM最近放弃了应聘一家更高薪的丹麦公司，决定留下继续实习，他说他觉得这里还有很多可学的。一晃，我来这也要4个月了，切模型的日子还剩一半，好好珍惜。
“回收”设计
上周连续听到噩耗，从头参加方案设计的哥哈某社区中心KU.BE和半路加入的今年MOMA P.S.1的青年建筑师竞赛都失败了。正值负责这两个项目的前任小老板上周告别公司，告别会上公司按惯例送给他一件印有他设计的KU.BE方案logo的T恤，一时间，大家都踊跃上前安慰他，他差点就泪如雨下。
虽说一败再败，可在如今这般经济危机的颓势之下，公司却一直在壮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如果要说这其中有什么诀窍，正应了那句老话“失败乃成功之母”
没有无缘无故的赢，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输，在BIG，Bjarke一直推崇着一种所谓“演进”的工作方式，具体说来就是各种失败方案的循环利用和杂交衍生。如他在新书《是即是多（Yes is More）》里所写的：“与革命相比，我们对演进更感兴趣。就像达尔文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建议社会力量、每个人拥有多种兴趣，去决定我们哪个想法可以生存，哪个会灭亡。”于是，这样一套类似自我学习和遗传算法的机制，在BIG的内部由各种层次的设计人员以各样的方式执行着。例如我现在在做的一个台北的项目，是从去年在黎巴嫩贝鲁特的一个竞赛中失败的方案原型出发的。根据不同的场地条件、功能需要，把建筑整体缩放了2倍，然后微调而已。某天正和同事调侃这样的所谓进化论，同事突然提到，贝鲁特的方案是从两年前做世博会丹麦馆的若干概念模型之一发展出来的……如此说来，几乎是一样的原型，在这次项目中，已经是第3版了。令人颇为惊叹。
当然，敢抄自己总是需要一定的储备。Bjarke要求所有项目中探讨基本原型的概念草模都必须保留下来，存放在档案库里，以备未来不时之需。而公司，甚至一直在雇用学哲学或者建筑批评的硕士生来做箱子，整理模型。虽说最近刚刚有一个学生因为不堪如此荒谬无趣的工作，愤然离开，但足可见公司对于思想库的百般重视。
而在做项目时，Bjarke会为了突出原型的清晰而不惜采取过分直白的方式。记得在做KU.BE竞赛的时候，若干次面临对于最终形式的挣扎，我们全组的人都认为选择1比较建筑，比较有品位。而Bjarke最终选择了那个看起来更具象更直白更像图解的方案2。因此还没有得知失败的时候，B同志信心满满，深为有了一种新的原型而兴奋不已。而这种兴奋，完全也没有因为失败而被摧毁，因为他知道他还有的是时间去开发这个原型的第2版、第3版……
抄袭的最高境界是抄自己，还得能每次抄出新的东西来。在BIG遇见的最强大的一个可供进化的原型，是在Bjarke的办公室里看到的一个模型。斜坡状堆积的居住单元直接产生了“山”系列，“8”字形的仿莫比乌斯环状行路贯穿建筑，直接影响了后来的8住宅和世博会系列。后来听说，这是Bjarke的毕业设计。于是终于明白这么多年来BIG所不断衍生出来的各种原型为什么总是围绕着这样几个招式…
然而，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此自我抄袭，算是一种懒惰还是执著？如果说回收物品是一种可持续的态度，那么“回收”设计也是可持续的么？
Bjarke的新书中一直谈到的一个词是:“YES”。他的理论是，那些通过反对前人而树立自己的建筑师，不过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模仿着先人。而他要尝试的是一个不断同意自己的系统，在外界环境的异同与选择中自我进化。这令我想到中国，我们总是在努力融入最主流的建筑圈，请最有名气的西方设计师，于是我们看似和西方离得很近，却很难在内核里具有与之相匹配的力量。去年碰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印度教授Rahul Mehrota，看过他在印度做的很土的房子，却觉得有一种诗意，比我们城市里绝大部分的建成物有意思锝多。那种自说自话的勇气和决心，恰是每每看到自己看到身边大部分的人所欠缺的。
所以每次Bjarke赞赏某种诡异品位的东西，我就会想，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记住了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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