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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02 17: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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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水系廊道与古都西安城址变迁的关系研究
崔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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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借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探讨了古都西安的选址、建设、迁移与渭河水文和河道变迁的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城市经历了城市生活用水从依赖渭河水源到改用支流水源，交通以渭河航运为主到依赖漕渠再到缺乏航运条件，城址从渭河北岸迁移到渭河南岸，从靠近渭河到远离渭河的变化过程。深入探索研究渭河流域历史上城市发展迁移与渭河变化的互动关系问题，不仅对于科学地理解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历史上“城－水”关系的变迁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渭河中下游地区各类型城市的生态化建设，也可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借鉴。
关键词 古都西安 选址 迁移 渭河水文 河道变迁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tion, construction, migration of the ancient Xi’an and the hydrology and change of waterway of Wei River, finds out the city experiences changes in several aspects: the life water source changes from the Wei River to its branch; the transportation way changes from relying on the Wei River shipping to on canal and then to suffering the lack of shipping condition; The city site migrates from the north bank of Weihe River to the south bank, and from being close to the river to being far away from it. This study not only has the important theory significance to well understanding the vicissitude rule of “city-water” relationship between Xi'an city and its circumjacent zones in history, but also provides certain historic experience for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ities along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Wei River.
Key Words Ancient Xi'an, Location, Migration, Hydrology of Wei River, Vicissitude of waterway
古代城市的选址、建设、发展、迁移历来注重与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条件有着较大的差异，古城西安的选址与迁移与渭河水系廊道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多注重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人文因素去探索，而忽视环境变迁对其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历史时期城市发展迁移与水系变迁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还很少，只有少数的探索性文章发表。本文拟从环境变迁、人地关系演变的角度入手，探索分析历史时期渭河水系廊道变迁与古都西安选址之间的相互关系。
1 历史时期渭河水系廊道的变迁
渭河水系廊道的变迁主要表现在渭河及其支流常水量不断减少，水体流失严重，河流泥沙含量加大，导致河流、湖泊及人工渠系淤积严重，水系网络的减灾能力减弱。
1.1 渭河水系廊道水量的变化特点及其 原因
历史时期以来，渭河水量变化主要表现为西安地区天然湖泊数量的不断减少，渭河及其支流的常水量减小导致漕运能力下降。
关中地区的湖泊数量从秦汉、隋唐乃至现代数量减少许多，如今西安周边已经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天然湖泊。有关西安地区的湖泊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白华》记载的滮池：“滮池北流，灌彼稻田。”稻田属于沼泽，不过诗中的稻田是位于渭河南岸，据渭河不远。周代有“灵沼”，《三辅黄图》记载位于长安县西三十里；另在卷四“苑囿”还记载周代有“灵囿”，“周灵囿，文王囿也。诗曰：王在灵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鸟翯翯。”诗中的“翯翯”意味羽毛洁白，白天鹅栖息在多湖泊的环境中。周代的“灵囿”，有“鹿鹿濯濯，白鸟翯翯”的景观，表明灵囿中除了灵沼外，还应该有其他不少湖泊，才会有众多的白天鹅在这里栖息（表1）。
先秦时期的湖沼多因河而成，和河流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河水为主要补给水源，因此多分布于天然河道附近。如焦获泽，《水经·渭水注》曰：中山西有觚口，所谓觚中也，即焦获泽是泾水在流出仲山谷口时受两岸（弯曲河道）所阻而形成的觚状大泽。
关中地区的湖泊数量在唐代已经开始逐渐减少。《三辅黄图》记载的汉代上林苑中的“十池”，即初池、糜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坡池、西陂池、当路池、犬台池、郎池等10个池陂，但唐代大多不见记载，比如镐水和镐池。其中牛首池一名虽然到唐代还见于《括地志》等文献，但在《长安志》中，则被称为野菲泽，表明其水文状况可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汉代周长四十里范围巨大的昆明池，到唐代也经历很大变化。昆明池的变化对于唐代长安城的供水系统有很大影响。汉代以后有关昆明池的记载，见于《水经注》。该书虽然对于昆明池记载很简略，但有昆明故池和昆明池两个称谓，表明昆明池的位置发生变化。再后就是《括地志》。其卷一记载：“沣、镐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无复流派。昆明池在雍州长安县西十八里。”据此，至唐初，昆明池仍存在，且作为长安城的供水源地。
宋敏求《长安志》记载了昆明池在唐代经过两次挖浚：“秦姚兴时竭，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命京兆尹韩皋充使浚之，追寻汉制，引交河、沣水合流入池。”又该书《长安县》条下记载昆明池：“昆明池，在（长安）县西二十里，今为民田。” 程大昌的《雍录》认为应该是在“则唐初仍自雍堰不废。至文宗而犹尝加浚也。然则图经之作，当在文宗后，故水竭而为田也。中宗时安乐公主欲请昆明为己有，帝以民资蒲鱼不可请。公主遂别穿顶昆以胜之。定昆池在长安县西南十五里。”又记：“贞观间，又堰沣、镐以入昆明，而二水于是乎断流。”
从以上记载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昆明池曾经干涸，且水源发生变化。唐代贞观年间，在沣、镐二河上筑堤，将二河之水引入昆明池。汉武帝挖凿昆明池时，是将交水拦截引入昆明池，昆明池的水源发生很大变化。由此可见，作为汉唐长安城的主要供水源地的昆明池，到唐文宗以后逐渐干涸。更为重要的是，唐末以来，关中地区湖泊数量持续减少，据研究，唐代长安城内有113个湖泊（图1），剧减为今天的2个：兴庆湖和莲湖。然而，即使仅有的2个也非隋唐原状留存至今，而是后人重新修凿的。湖泊数量的减少，直接表明渭河水系水资源总量的显著减少。
另一方面，渭河及其支津诸河流的常水量从远古至历史时期直到现代，一直在持续减少，航运条件越来越差。从浐河东岸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半坡所出土的相当数量捕鱼的工具和绘有鱼形花纹的彩陶可以推测当时浐河的流量是很大的。这和现在的浐河一年之中多数时候只是涓涓细流，甚至是河床干涸，无鱼可供捕捞形成鲜明的对比。渭水下游本是周人肇兴之地，据史料记载，周人居于豳时，已在渭水行船。至春秋时，公元前647年，著名的“泛舟之役”，也足以表明渭河当时的航道是相当长的。秦汉及唐代，为满足都城及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需从关东运粮。运输的水程是先运到黄河岸边，再由黄河而上，进入渭水，运到咸阳和长安。唐代长安城北的东渭桥是渭水运漕粮的终点，唐代李频《东渭桥晚眺》云：“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可见那时东渭桥帆樯林立，俨然是一个大型的货运码头。然而隋唐时渭水水量已较秦汉时为小。因为当时在渭水以南开凿漕渠的一个原因是渭水流浅沙深，不利于航运。隋代为开漕渠而下的诏书就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路途，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操舟之役，人亦劳止。”[1]宋代以后，渭河航运就不再见诸史籍了。由此可见历史时期渭河常水量逐渐减少，航运条件越来越差，以至到现代无航运条件的变化过程。
水量的变化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自然的因素虽然不能为人力所控制，但一些人为的作用却能促成或加速自然的变化。就自然因素而言，历史时期呈周期性变化的气候和水文条件变化对河流水量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是周期性的，那么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在2000年或更长的历史时期中河流水量逐渐减少以至于干涸。这样一来，就不能不从人为影响方面去寻找原因。关中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富有森林的地区，战国时，关中被誉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2]。但后来随着都城的兴起与建设，特别是隋唐时期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明清关中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关中地区的森林遭到了严重破坏。秦、汉、隋、唐都城所用的建筑材料与燃烧的劈柴，皆取之于秦岭森林，经过长期的砍伐，致使原始森林几乎损失殆尽。后来随着明清人口的增加，开垦的加剧，大致从明代中叶起，陕西的森林就又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 由于人口大增，耕地有限，清政府曾对关中地区采取鼓励开垦的政策，如嘉庆四年（1799年）仁宗谕令，“联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材木，即可作为建庐舍之用”[3]，关中地区的森林植被遭到了极度的破坏。森林可以涵蓄水分，能够均匀地为河流提供水源从而保持河流的水量。森林植被的破坏，使渭河水量季节性变化明显，雨季河流水量陡增，甚至暴溢，水患不断；冬春之季则往往河床干涸甚至断流。常水量减少，航运条件越来越差。事实上，径流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是今天渭河水系水量的共同特点。渭河及其支流黑河、涝河、沣河、浐河、灞河等河流年际水量变化一般高达4~6倍左右[4]，这种水量的季节差异悬殊，是与流域内森林植被的破坏密切相关的。
1.2 河道的变迁及其原因
渭河河道变迁特点是：在历史时期中下游河道一直向北迁移。关于近两千余年来渭河在西安段的北蚀侧移变动，不仅有大量文献记载，并为丰富的考古资料所证实（表2）。
从表可以看出，渭河河道北移的速度呈现出越来越快的速度，特别是清顺治以来，达到每年了2.8986 m。将古河道与今日渭河河道做比较，可以看出，渭河从一级阶地形成以来河道不断向北偏移的规律。
渭河中下游河道持续北移的原因，首先是与构造运动有关，全新世以来秦岭山地新构造运动上升强烈，渭河北侧又受咸阳——临潼断层下沉的影响，因此，该段渭河总的趋势是由南向北移动。其次由于渭河两岸支流分布不均，南岸发源于秦岭的支流众多且河道比降大，到入渭口水流较为平缓，在入渭的河口地区，诸支流携带的泥沙容易发生堆积，形成类似三角洲式的沙滩，这对渭河的北移起了顶托作用。
1.3 水质的变化
长期以来，渭河河水经历了由清变浊、水质不断恶化的过程。流域区内森林植被的破坏，及秦汉隋唐以来在渭河中下游平原建立的中心城市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渭河作为排污河，使得渭河河水由清变浊，含沙量增大，渭河及其周围地下水水质不断受到污染，水质严重恶化。
历史上泾渭二河的清浊差异曾经长期引人注意。西周春秋时就有“泾渭分明”之说，并且随着二河上游地区森林植被状况的变化，二河的含沙量也或高或低地发生着变化。西周时期泾河是相当清澈的，但到西汉时，就有了“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南北朝时期，由于上游地区自然植被有所恢复，泾河一度转清，而隋唐时期又复转浊。究其原因，当与森林植被的毁坏和严重的水土流失直接相关。
导致渭河水质较差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从西周以来，一直有区域性中心城市或都城存在，中心城市的城市污水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都排入了渭河之中。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人们生活中产生的污水日渐增多，渭河水系廊道的污染也日益严重。秦咸阳宫、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据考古发现都有极为完善的城市排水和排污系统。唐代污水的排出口一是通向渭河，另一是通向渭河的支流浐河。大城市污水的长期排放，结果造成渭河及其周围地下水的严重污染。汉末长安城“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宋时西安“城内泉咸苦，民不堪食”，明代“城内穿井饮水咸”，可见渭河及西安附近长期以来地下水受到的污染。到今天，渭河仍是陕西省境内最混浊和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2 渭河水系廊道的历史变迁对古都西安选址与迁移的影响
渭河水系廊道与关中盆地原始聚落的聚集和中心城市的发展历史休戚相关。从周都丰京与镐京（丰镐）、秦都咸阳、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隋大兴城）、唐以后的京兆府与西安城发展变迁可以看出，丰镐位于渭河南岸支流沣河的两岸，离渭河有一段距离；秦咸阳城和汉长安城靠渭河北南而建；隋唐长安城又远离了渭河，唐以后西安城只是隋唐长安城的缩建，没有再重新选址，离渭河的距离相对也较远些（图2）。
从区域角度来看，选择在什么地方建都，从政治、军事及经济意义上来说，差别不大。但如果从城市用水方面看，区域微环境差异很大。要城市供水和排水方便及航运便利，就要靠近大的河流，而如果该河流水质过差，过于动荡又水患频发，常水量又不够维持航运的话，靠近这样的河流显然对城市的发展有弊无利。
西周丰京地势低平，东临沣水，西侧是灵沼河，灵沼河本是平地起水，它的水源就是一个海子（灵沼）。灵沼河两岸地势低平，每当阴雨连绵，平地即积水成涝，潮湿异常。丰京地形狭长，武王继位后为了扩大国都，在沣水东岸建立了镐京。镐京和丰京一样，都是因水而得名，镐京就在滈池的西南，因滈池而命名。滈池遗址在今镐京观西边，当地群众称为小昆明池，地势低下，遗迹清晰可辨。西周时期，关中地区为显著的冷干气候，气候干燥时期，选择地势低平，水源充足地区作为都城所在地，可以较好地解决城市供水。
秦咸阳位于渭水北岸，九峻山之南，具有“山水俱阳”的地理特点，它北依高原，南临渭水，是关中东西交通的枢纽，渭水在咸阳附近折向东北，咸阳正好是关中东西大路函谷道与渭北道的交汇处，直接控制着这两条大道，也控制着向东南的武关道，位置十分优越。但是，渭河北岸虽然有山水俱阳、陆路与航运便利的优点，在这里建造一个大的都城，却有着天然的缺陷。由于渭河两岸地形差异明显，两侧支流的情况完全不同。渭河北岸只有泾河和石川河，泥沙含量大，而且这两条支流都在渭河下游入渭，距咸阳较远，加之河道纵坡变化小，水流活力也不如南侧河流，即使要建设引水工程也不适合；而南侧支流由秦岭山间小溪汇聚而成，支流多，常水量较北侧大，水质也远好于北侧支流。南侧地形起伏大，河道纵坡变化明显，水流活力也强于北侧支流，引水也较为方便。秦咸阳供水与纳污都要依赖渭河这同一条河流，随着城市的发展，污水量的增加及附近植被的破坏，渭河的水质下降，不堪供应；另外，渭河向北迁移，长期侵蚀北岸，使北岸形成陡崖，渭河主河槽直逼陡岸一侧，往往造成严重的滑塌，地形不稳，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因此除咸阳外，后世再也没有在渭河北岸建立过大的中心城市，秦后期也开始向渭河南岸发展。秦阿房宫位于古滈水和泬水之间，可以想象阿房宫选址时必然是考虑到引水问题的。
汉长安城兴起于龙首原西北麓，以龙首原为基地向北展开，直抵渭滨。这样靠近渭河，当然也是考虑到供排水与航运问题的。刘邦是在娄敬和张良的说服下定都汉长安城的。张良言：“……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正是张良的分析，使刘邦下定决心，当天即下令迁都关中。可见汉定都长安，除了从军事上考虑到关中地区便于防守之外,另一重要原因是考虑到渭河漕运问题。要方便漕运，城市也就尽量靠近渭河。汉长安城供水利用的是渭河的支流泬水，后来随着长安城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在城西南滈池南侧修建了昆明池，成为汉长安城的主要水源。城市污水通过排水管道最后排入渭河[5] （图3） 。也就是说，汉长安城是以渭河南部支流为供水源，而以渭河为排水排污河，这实际上也是以后西安等城市的基本供排水模式。虽然定都长安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希望借渭河漕运作为都城的物需供应，但事实上，汉代时渭河在漕运方面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汉代漕粮转运实际上主要靠的是漕渠。
不能直接引渭河为水源，且水量变化无常，航运条件又越来越差，加之陆地交通网进一步完善及交通工具发展，因此城市建设再靠近渭河已看不出任何意义。而且渭河附近由于长期的城市排水排污，又地势低凹，水皆咸卤不适饮用。城市过于靠近渭河，渭河水量无常，水患频发，城市还容易遭受洪水的侵袭，这种情况下，隋唐长安城选址时只能废弃汉长安城旧址，而向地势开阔，平原面积较大的龙首原南发展。隋唐时期人口进一步增多，城市功能分化，更加复杂，城市需用土地大大扩张。隋唐长安城比汉长安城位置偏南，更靠近发源于南山的诸河流，城市周围河网密布，加之隋唐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河流水量较大，形成了所谓“八水绕长安”的景观，城市水源非常充足。唐长安除引城南的泬水、交水外，还引入了城东的浐水，排水除直接排入渭河外，也有一部分先排入了浐河，再汇入渭河[6]（图4）。虽然隋唐时期气候湿润，但是仍可看出渭河常水量不足和含沙量过大，不利于航运的特征。隋唐的漕运主要还是依靠漕渠。
唐以后无法作为都城所在地，与渭河不堪航运及水资源逐渐匮乏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洛阳和开封地形地势条件都不如长安，洛阳长期作为陪都，开封在唐代之后能够取代长安成为都城，主要的原因就是航运方便，便于供给京城需要的大量物资。唐高宗和武则天居住洛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方便消费来自南方和关东的漕粮及物资，史称皇帝“就食”，北宋时太祖赵匡胤几次欲迁都于长安或洛阳，都因为在开封可以比较方便地取得漕粮和其他消费物资而作罢。正如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说:“东京(开封) 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明清时则更多是因为政治、民族与军事因素建都于北京，因此，西安在唐朝之后失去了都城的地位，除了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中心转移的原因外，应该说也是与渭河水系廊道的一系列变迁有着一定关系。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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