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发于
《建筑观察》
200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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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华丽登场， 却低调落幕？
胡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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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顾问 胡新宇
白脸、红脸：每个人的角色都重要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称“文保”）本身是一个很庞杂的工程，涉及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里，又包括可移动文化遗产（比如古玩字画）保护和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比如古建）保护。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名字很大，但是受经费等条件限制，在过去几年，我们做得比较多的是北京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就是胡同的保护。具体到建筑专业方面的内容我们涉及得很浅，因此针对《建筑观察》的采访，我们只想就我们这个非营利机构工作的一些特点来谈一些想法。
从广义的文化遗产保护角度上来说，我们认为学术研究也是一种保护，而且是所有保护的基础，是一种很专业，但往往被忽略掉的保护工作，例如清华大学乡土建筑研究所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为所有关心文保工作的人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条路。除此之外，还有像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样的非营利机构以项目形式进行的保护工作，以及包括《建筑观察》这样的媒体在内的以宣传和教育工作为主要形式的保护工作，当然，也有很多媒体的呼吁更直接和更激烈一些。因此，每个人、每个机构在古建保护里面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每个角色都很重要。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可以选择的保护方式有很多，我们可以像绿色和平组织那样（以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进行保护工作），比如有人在捕鲸了，他们就去海上劝阻拦截，有人要砍伐森林了，他们就去阻止。而在国内，我们做这种事不太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政府的理解和媒体的支持。最关键的很多老百姓对这件事情并不是完全认同。我们国家在古建保护这件事上的发展程度和国外是不一样的，现在古建保护组织中有很多老外，保护古建的热情比我们中国人高很多，无论从精神上还是态度上，我们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去年我们有机会去意大利考察，但当我们怀着朝圣的心情去听那不勒斯古城的保护介绍时，却发现他们的理论与方法和我们目前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的理念并不比他们差，差的在于执行层面。简单来讲，我们需要一批人去摇旗呐喊，扮演白脸的角色，比如媒体追踪报道、揭露对古建的破坏，引起社会的重视；还有一批人扮演红脸的角色，理性地、专业地去形成有建设性意见的报告，去推动古建保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古建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
对于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而言，古建保护和城市现代化发展在现阶段的确有很大的矛盾。对于一届政府来讲，如果不去搞一些建设的话，就很难说有政绩，因此城市建设似乎成为了地方官员衡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除非有个别官员的确具有保护意识，他才可能会去推动这件事情，但是这样的几率太小，并且在大的体制内，他也可能会受到很多的压力而放弃这种想法。
这个矛盾的背景是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据建筑行业内的人士透露，2005年北京的建设开工量相当于那一年全欧洲的建设开工量，2007年中国的建设开工量相当于全世界的一半。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保护和发展是很矛盾的事情，并且中国的决策过程是非常快的。
天津的意大利风情区在修复的时候，意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修复工作需要8年的时间能够完成，可是天津市政府却只给他们8个月的时间。而现在，意大利风情区已经开始对外招商了。虽然相对于这么短的时间来说，这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次修复没有严格遵守“保存建筑历史原真性”的原则，去除了大量50年代以来的生活痕迹，许多原真性的东西被破坏了，没有保留一个原始“样本”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
建设和保护的时间是很重要的，现在中国苦于没有时间去保护。去年九月份我们得知喀什准备拆除旧城，通过三年的时间完成旧城的“现代化”改造。听起来三年的时间很长，我们以为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努力，于是就开始找一些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古建保护的学者以及媒体方面的朋友，一起讨论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结果我们还没开始行动呢，喀什就已经开始拆了，走一户拆一户，跟北京胡同的拆迁形式是一样的。古城区就被拆得满目疮痍，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对喀什旧城的“危房改造”是一个不小的影响。据官方的资料，正是出于地震对公共安全影响的考虑，政府决定拆除喀什古城，建造安全的现代化的新城。加之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政府投入了更多的资金以拉动经济发展，于是客观上加快了城市的建设速度，于是拆迁的进度更是大大提前了。城市建设的速度加快了，古建保护所需要的时间就相对更少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就越来越棘手了。
对古建的保护是0到9的问题
古建为什么要保护，这个问题许多人可能都不清楚。如果一个人住在CBD，上班在中关村，那他就坐地铁十号线过去就可以了，胡同什么样他可以根本不去关心，照样可以好好地过一辈子。如果想玩的话，可以去公园，去植物园，或者去爬山，不一定非要去看古建筑。如果回答不了“为什么保护”的话，那么“保护什么”和“如何保护”就无从谈起了。在我们这些喜欢古建筑的人眼里，哪怕是一块老砖、一片旧瓦，都是宝贝；但是作为很多人来讲，哪怕他就生活在当地，对古建的破坏他也可以熟视无睹。
许多城市的古建筑无声无息地就被拆掉了，没有经过任何的测绘，没有保留任何数据，仿佛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可是如何才能改变当政者对于古建的认识呢？唯一的可能性是通过外界强大的压力来改变，这些力量可能使来自上层领导的，可能是来自媒体的，可能是来自群众的，当然，最好还是能够让决策者本身的思想发生转变，也就是要让他意识到古建的价值所在。这样，我们就需要许多的资源和数据，能够证明如果那些古建筑不拆除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要比拆除后建成商业区创造的经济价值要更大，能够让政府更有收益。但是，事实上北京西城区的金融街项目建成后，每天都有惊人的金融交易量，因而带动了西城区的税收巨额增长。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有很大诱惑的。在就业没有解决，许多人群的温饱问题和住房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要求政府去保护所有的古建筑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中国确实有许多基本的问题需要资金来解决。
古建从旅游开发和商业经营方面也是有很大的价值的。从我个人来讲，我不反对在胡同里开设酒吧和餐馆，当然是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因为它们证明了这些古建的价值，不仅是其文化价值，还有其经济价值。对于古建的保护，最好的办法是为古建找一个合理的出路，让它能够继续“生长”，因为古建是有生命力的。
古建保护不同于环境保护。如果用一个直观的比喻来说，人们对于环保的关心程度往往是0和1的问题，而对古建保护则是0到9的问题。如果环境破坏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健康都会受到影响，因此环保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逼着我们作出选择。可是，如果我告诉你，在北京胡同里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老房子就要被拆了，我对它的动向就会非常关心，然后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我会去找一些官员去谈，找记者和媒体去报道，希望能够把这个建筑保存下来，那么证明我对它的喜爱程度是9；如果当地的居民不搬迁，用自己的行动抗议，那么他的喜爱程度也是9；可能有些人也觉得那儿不错，但只会在它拆掉之前拍些照片留作纪念，那么他的喜爱程度可能是6、7；还可能有一些人感觉那些老房子跟自己没有关系，那么他的喜爱程度可能只是0、1……这些行动就体现了我们每个人在古建保护中关注程度从0到9不同等级的变化，而环保只有关注与不关注，也就是0和1的关系。
因此，现在国家环境保护局已经升格成“环境保护部”了，而国家文物局还只是文化部下面的一个小兄弟而已。在以后的日子里，肯定还会有若干的古建筑消失，数量级肯定是很大的。如果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能谈的也就是：在这十年时间里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觉得不会后悔。如果通过一些媒体、非营利组织和专家结集许多人去做一件文保方面的大事，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要做成这样的大事，难度实在是太大了，需要一个特别的契机去实现这个目标。
古建保护的尴尬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的这几年，我们有没有做过成功的事？或者，究竟什么才能叫做成功呢？假如我们修葺了一个古建筑，这肯定算是成功；再假如别人要拆一个古建，通过我们的努力阻止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也应该算是成功了。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都应该算是我们取得的成功。可是，在衡量了问题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工作效率的因素之后，我们选择了推动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这样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去保护古建的一个工作角度。这其中，如果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一切都将是空谈。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这种成绩在多大程度上会获得公众的认可，实际上也面临很严峻的考验。
好在参加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成员都非常有热情，充满了对古建保护的热情和信心，在这几年里不断发出一些反对的声音引起社会的重视，唤醒大家对于古建保护的认识，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成员都做得很好的。但是，就像其他非营利组织一样，我们总是高调而华丽地登场，却在保护行动中低调落幕。
各方面的困难导致了古建保护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不会去探讨关于古建保护技术和风格方面的东西，只是想怎样能够让这些古建保存下来，能够见证那段历史，让我们对于先人的推测和臆想有一个事实的依据，更希望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回到这里追忆先人的足迹。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见到唐代以前的建筑了，只能靠画像砖上面的内容来想象。那么，如果现在我们有机会保存20世纪或者19世纪末的一些建筑遗存，就应该把它们大片的保留下来，为我们的后代保留下一笔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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