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发于《建筑师》
第1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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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归去来
宋昆 赵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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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建筑运动的英雄主义色彩，突出表现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审美追求。随着理性至上的破灭，英雄主义式微了，现代建筑进入了一个多元纷争的时期。我们呼唤英雄主义式的人文关怀，希望重塑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和基本的审美原则，寻回建筑的创作之源和建筑师的社会职责。
【关键词】英雄主义 社会责任 审美追求 大众社会
Abstract: The heroism in modern architecture is prominently shown as the stro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lofty aesthetic aspiration of great architects. But with the perdition of rationalism, the heroism has declined, and at the same time, modern architecture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in which various
perspectives co-exist . Nowadays we call for humanism again and hope
to rebuild the standard of social values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basic aesthetic principle, and we also wish to regain the origin of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rchitects.
Key word: the heroism,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esthetic aspiration, society.
一、英雄主义的社会责任
当我们重新审视本世纪初现代主义建筑运动那段辉煌的历史时，常常会被当时社会扑面而来的英雄主义色彩所感染。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和对理想的狂热追求绝不亚于宗教时代对神的热情。
现代建筑运动所具有的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反叛长期以来为少数权贵服务的精英主义。这些知识分子处在20世纪初大变革时代的高潮当中，处在共产主义运动、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法西斯主义的大起大落的动荡时刻。他们希望能够推波助澜，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的正义，利用建筑设计改变劳苦大众的困苦。因此，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探索具有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成分和乌托邦色彩，也成为“拯救众生”的另外一种精英主义，一种虽然不是为精英服务的，但是强调精英领导的新精英主义。[1]
1. 理想的追求
现代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幻想运动，沿袭了肇始于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原则。它对彼岸世界的创造已成为一个神话般的精神象征，理想的世界就是依靠理性建立的一个充满秩序的社会，遵循理性原则解决一切问题。同时，它又是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是科学与民主精神得以全面贯彻的社会。自柏拉图提出理想国以来，人类对大同世界的幻想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从16世纪的理想之国“乌托邦”到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协和村”、傅立叶的“法朗吉”以及霍华德“花园城市”的构想，从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到赖特的“广亩城市”，无不反映出对于人类美好未来的理想主义追求。现代主义大师们对理想世界的幻想包括两方面， 社会的公平和文化的均质，即人人平等，处处一样。他们不断地探索正是朝着世界大同和绝对秩序的方向努力。
CIAM于1933年提出的《雅典宪章》是现代主义暨功能主义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思想的集中体现。它详细分析了现代工业城市的弊病，认为现存大城市中的问题是缺乏秩序所致，提出了为人们建立健康的、有人情味的、优美的城市环境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要求，将城市明确地分成四项功能——居住、工作、娱乐和交通，因而提倡对它们进行改造从而建立一个理性与秩序的世界。规划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四大功能的正常运转。（组图1）
2. 现实的关怀
现代主义大师们为人们设计着美好未来的同时，又怀着拯救世界的社会责任感，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去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在现代主义运动中，建筑思想一直与社会改良思想密切相关，从而表现出建筑的社会性的特征，而这种社会性正是建筑师改造世界的英雄主义雄心的反映。在现代主义者那里，他们好像承担了人类的全部苦难，生存危机的困扰，寻求解放的途径，提供人类的终极信仰和关切，在对现实超越中去感受精神的绝对自由，寻求新的艺术感觉和精神的深度。
在世纪初的“革命风潮”中，建筑物也成了反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一个战场。在现代主义大师们看来，如同所有的女工和穷苦妇女都不能带任何首饰一样，无产阶级的住宅都不应当有任何多余的装饰——除了门和窗户。卢斯在他的《装饰与罪恶》一书中将建筑的装饰问题提高到一个是否关心人民生活和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伦理高度来讨论。现代主义大师们将功能主义的理性精神上升到美学中“善”的高度，他们把“功能”作为建筑设计的主要美学依据，认为完善的功能表达就是“美”。他们把建筑创作视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手段，和建设美好社会的伦理性行为。[2]
格罗庇乌斯所设计的低收入者住宅在总体布局上，为了保证阳光照明和通风，摒弃了传统的周边式布局，提倡行列式布局，并提出在一定的建筑密度要求下，按房屋高度来决定它们之间的合理间距，以保证有充分的日照和房屋之间的绿化空间。他们进行的是“社会工程活动”，即对社会进行工程化的改革。
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中说：“现代建筑关心住宅，为普通而平常的人关心普通而平常的住宅。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时代的一个标志。为普通人，所有的人，研究住宅，这就是恢复人道的基础。人道的尺度、需要的标准、功能的标准、情感的标准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一切。这是个高尚的时代。人们抛弃了豪华壮丽。” [3] 他希望通过建筑设计来改变社会的状况，利用设计来达到改良的目的，从而避免流血的社会革命。（组图2）
二、英雄主义的审美追求
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兴盛，是因为在生活中反抗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压抑的需要。那个时代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当封闭僵化的生活观念，造就了许多精神病人，而现代主义正好为世俗的人们提供了逃避物质苦恼、伦理苦闷的精神家园。于是，生活开始摹仿艺术，出现了具有所谓现代意识的“现代人”，出现了“现代人”对待现实人生时，我行我素的高傲的英雄主义精神贵族态度。
1. 秩序的和谐
现代主义在思想上是继承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拜物教的。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崇拜，表现在技术领域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对“功能--结构”的合理性与逻辑性的崇拜，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新拜物教”。现代主义思维的基本特征是用科学的客观方式去理解事物，以逻辑推理的方式追求万物之本原，用精确的定义、清晰的思路和几何数理规律去把握设计程序。对秩序的追求是要以人为中心，以逻辑为关系，最终达到标准组合无限扩展的目的。
现代建筑的理性精神包含了推崇演绎逻辑、讲究概念明晰和数理秩序的内容，它以近代科学精神为指导，讲究逻辑推理方法，反对主观随意性。在这种观念的支持下，它要求建筑在内容表达上清晰明了，避免含混与矛盾性；在形式与内容关系上高度一致，避免虚假；在材料使用上讲究科学性，并具有表现上的真实感。同时，在形体塑造上符合形式美学，注重和谐统一，追求纯洁的外表，清晰的构成和精确的形象。这种追求理性的精神在现代建筑中得到充分的表述并被现代主义建筑师奉若神明。现代建筑反对多余的装饰，纯化表面被视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法，使“简洁”、“表里一致”成了其特有的“标签”。
理性主义美学家强调共性与规律，否定个性与特别, 排斥感性因素，不遗余力地寻找“通用的”艺术语言，而“控制线”、“人体模数”、“数理规则”就是他们所找到的普遍适应的美学工具。现代建筑大师以寻求建筑艺术的普遍性为使命，他们或从某一类具体事件中抽象出一般概念，把它升华为独立存在，并视为最为实在的本体；或从无数艺术形式中，提供某种手段，作为普遍适应的典范。[4]
柯布西耶竭力寻求艺术语言上的“固定词”，尝试用数理符号去建立通用的艺术法则。他提出“模数观念”，企图找到一个与人体的比例相关的合理的模数，采用这个模数来进行建筑设计以至城市规划，就能够把人与物进行和谐的、紧密的联系，为人创造最佳的环境和建筑。
密斯在2O年代提出的“万能空间”的概念是一种无特性的、灵活的空间，同时又是与基地、气候、保温、功能毫无关系的通用空间。按照密斯的设想，万能空间具有可拆卸的构件、可容纳各种功能的内容，因此也就可以无限扩展以期达到世界完美的统一。这种以“少就是多”为理论根据，以“全面空间”、“纯净形式”和“模数构图”为特征的设计方法，被密斯广泛套用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中去，进而成为了密斯的标志。（组图3）
2. 技术的精美
在艺术领域里, 技术美学的兴起也是这样一种理性追求的产物。技术美学是20世纪初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包豪斯在1923年之后的口号就是“艺术和技术——一个新的统一”。把对技术的崇拜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扩展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柯布西耶在他划时代的1923年汇编成书出版的《走向新建筑》一书中高度赞美了以巨轮、飞机、汽车为代表的技术美学，认为现代工业的产物为建筑提供了实用、准确、完美的楷模。书中明确歌颂现代工业的成就，指出钢铁和混凝土已占据建筑结构的统治地位，这是结构有更大能力的标志，因此应该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样式，一个属于新时代的样式，而这就是建筑业的革命。柯布西耶在书中给住宅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住房是居住的机器。”在建筑形式方面，他赞美简单的几何形体，强调建筑师应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把建筑看作纯粹精神的创造。作为建筑师柯布西耶追求的并不是机器般的功能和效率，而是机器般的造型，这种艺术趋向被称为“机器美学”。
密斯对工业时代技术的伟大表达了无限的豪情：“形式已由艺术家和工程师发展到高度优美精致的地步。当技术完成它真正的使命时，它就升华为建筑艺术。”[5] 密斯设计的建筑，包括室内装饰与家具布置，都要精炼到不能再改动的地步，于是创造了一种以精确简洁为特征的建筑艺术，并富有结构的逻辑性。他将技术的精美赋予时代的精神。他在每一幢建筑中都希望表现出不同材料与结构的固有性质，但是所有的建筑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使结构成为一种建筑艺术的手段。每一种处理都表现了它不同的技术与建筑艺术效果，但都反映了密斯建筑的特有风格，成为了“技术的完美”和“形式的纯净”的典范。（组图4）
三、英雄主义归去来
1. 理性主义式微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强烈地震动了人们的心灵，它使全世界的人们从19世纪的“科技神话”中惊醒过来，偶像被打倒在地，一切神圣的说教和口号都失去了魅力，曾有力地鼓舞人们行动起来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突然崩溃。“科学”与“民主”神话的破产，对现代化的合法性、对西方文化价值合理性的全面质疑。另外，不断出现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信仰危机等等，也使人类开始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怀疑。
当人们从新的视角回视20世纪所出现的现代主义思潮时，就发现它的“精神贵族”气质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为社会大众服务。对于社会大众来说，现代主义者追求对物质生活的超越，努力去实现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表现出根本无法实现的虚伪性。以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和CIAM的《雅典宪章》为标志的理想主义的城市建设蓝图，这种思路和做法对改善当时的城市机能的混乱状态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城市高度工业化、技术化，严格的功能分区，僵硬的形式、冰冷的面孔，产生了“隔绝”、“冷漠”、“孤独”等现代社会的心理问题，引起了城市结构与形态的根本变化，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不能形成新时代理想的环境秩序，不是适应现代人居住的理想城市。
文丘里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中针对现代主义的“英雄性和原创性的建筑”提出创造丑的和平庸的建筑，追求的不是“美”的愉悦，而是对于理性和传统美学的反叛，它嘲笑现实的荒诞和无意义，讽刺人类理性的虚伪，用夸张变形和支离破碎等手法来表现这种不和谐与不统一，以模糊性、偶然性和暂时性来消解确定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突变、破败、断裂、偶然、荒诞、无序、离散、扭曲等成为后现代以及解构建筑的常用设计手法。
2. 大众社会降临
从50年代起，发达国家已由一个基于制造和生产物质产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于服务或非物质产品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进一步由以生产为主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主的社会转型，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进入了“丰裕社会”阶段，或者说社会的主体“中产阶级化”。在此社会里，人们反对一切绝对化、普遍化的价值标准，反对以“理性”为标准的现代主义价值观，摈弃了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鸿沟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文化不再是精神的创造品和震撼物、心灵的刺激，而成了消费和梦幻的替代品。人们的道德概念进一步发生转变，以讲究实惠的享乐主义代替了作为社会现实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教伦理观。文化的商品化法则，使得人们进入了文化快餐的时代。而这种消遣文化、快餐文化又使得高雅艺术走向世俗化、大众化。社会大众在大众社会中逐步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和主体，不再听凭精英阶层的“关怀”和引导，“启蒙”的宏大叙事已经很少再有听众了，社会进入了一个没有英雄的后英雄时代，或说是英雄缺席的时代。
文丘里1966年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中就提出了“历史主义”和“民间艺术”是发展当代建筑的两只划船的桨，他“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大众”。1972年，他又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一书中，强调美国的商业文化在现代建筑中和设计中的重要借鉴作用，戏谑性的古典建筑和卡通式的波普建筑成为后现代建筑的主要表现形式，大众的、通俗的、消费性的建筑的地位得到提升。（组图5）
3. 英雄主义召唤
如果说现代主义的文化精英总是怀有拯救堕落的人性，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使命感，后现代主义就彻底消解了这种努力，放弃了对于终极问题的关心。后现代主义建筑只用来阐述那些局部的、个人的认识和需求，极力回避建筑师的社会职责这类问题。在建筑创作的现实世界里，建筑的造价、业主的利益与市场的操作方式等，都使得建筑师不得不脱下“超人”的外衣，很实际地去考虑现实问题。文丘里声称“建筑师再也不能被正统现代主义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吓服了” [6]。但由于后现代主义建筑形式过于迎合大众的文化心理，过于争奇斗艳，就必然造成品质上的单调，使建筑流于肤浅。
我国自80年代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和全民的共识，它的合法性得以确立，无言地宣告了意识形态神话的终结。“中国正处于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期，当现代性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力图克服前现代主义的意识和习惯时，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可能会使现代意识腹背受敌，混淆新与旧、新生与陈腐的界限”[7]。后现代主义“原本”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反省现代性，在中国版中基本被剔除，代之以对80年代所谓精英主义文化的戏弄、调侃，并以此成就了一幅90年代文化狂欢节的图景。当金钱成为单纯而有效的惟一价值尺度之时，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无辛酸地体味到一次自我贬值。他们那种悲天悯人的英雄主义理想追求和审美追求，被大众无情地嘲弄和拒绝。这种浮躁、拜金的社会价值取向终于在知识界引发了世纪末一场大规模的文化论争：“人文精神讨论”。英雄主义归去来，人们希望重新唤起英雄主义式的人文关怀，重塑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和基本的审美原则，寻回建筑的创作之源和建筑师的社会职责。这时候我们不禁又回想起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之初那段辉煌的历史，那些凝时代精神的大师们，以及他们开历史先河的思想，包括他们的理想主义乌托邦。
注释：
[1]王受之. 世界现代建筑史.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9，p132
[2]曾坚. 当代世界先锋建筑的设计观念——变异，软化，背景，启迪.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12，p2
[3]勒·柯布西耶. 走向新建筑.陈志华译. 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91，11，P1
[4]同[2]，p41
[5]刘先觉. 密斯·凡·德·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12，P220
[6] 陈志华. 北窗杂记——建筑学术随笔.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6，P266
[7]朱铭、姜军、朱旭、董占军. 设计家的再觉醒——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设计.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3，p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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