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发于《华中建筑》
2009年第02期
□ 阅读次数：5658
□ 现有评论：0
□ 查看/发表评论 |
|
|
情境主义国际评述与城市空间再解读
朱海波
|
摘 要 该文首先简要介绍情境主义国际的景观社会与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及其建构情境的主要策略，并通过剖析其思想和实践中所蕴含的批判潜力和不足，揭示出隐藏在空间背后知识、资本和权力的意识形态运作。然后从知识、资本、权力互为表征的视角重新审视城市空间，并针对空间知识的生产，空间生产中的资本积累方向和权力运作方式中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解决策略。最后，根据文中的分析结论，提出情境主义思想对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情境主义 景观社会 日常生活 城市空间 空间的生产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ritical ideology of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on landscape society, everyday life and its main strategy of building situation, reveals its ideology operation of knowledge, capital and power behind the space by analyzing the critical potential and shortage in the ideas and practice, reviews the urban space from the angle of mutual representation among knowledge, capital and power,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shortages in such aspects as the production of spatial knowledge, the direc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way of power operation in spatial produc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Idea to Chinese urban space production.
Key Words Situationism, Landscape society, Everyday life, Urban space, Production of space
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1957年-1972年）是20世纪中后期欧洲非常重要的一支国际性学术组织，其创始人为盖依·德波（Guy Debord），代表人物有范内格姆（Raoul Vaneigem）、康斯坦特（Constant）等人。情境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达到高潮，其影响波及了当时的欧美和亚洲。它是直接影响到欧洲当代先锋艺术和激进哲学话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母体，其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后现代语境中的活跃人物，如：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tard）、德里达（Derrida）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人，它也是研究当代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思潮的关键性学术资源[1]。
1 情境主义国际的主要思想和实践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高度关注生产相反，情境主义国际高度强调社会的再生产与马克思逝世之后所出现的消费与媒体社会这一新形式。情境主义扩展了对资本和异化的批判，他们提出了空间、日常生活、统治、异化（alienate）及其他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福柯（Michel Foucault）、波德里亚和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人的思想极为相似，景观社会和日常生活批判①是其两个中心议题[2]。
德波在其著作《景观社会》一书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社会”改写为“景观社会”（spectacle of society），无疑是他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最深刻而持久的贡献。概而言之，景观社会是指由资本、商品、消费者和媒介幻觉编织成的世界。此时，资本的逻辑将一切商品抽象，成为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人们消费的已经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其表征关系：一种由符号构成的价值系统——即“景观”（spectacle）。德波认为景观不是影像的聚集，而是人们之间由影像所中介的社会关系，这一影像系统遮蔽了现实世界中压迫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不参与和非对话性是景观实施控制的重要策略。在景观控制的社会里，大多数人处于一种痴迷、惊讶、全神贯注的观看状态，这意味着大众被控制与默从、分离与孤独，它在导致社会原子化的同时必然也意味着社会力量的退化。
日常生活批判是情境主义（Situationism）思索的另一重大问题，他们认为“日常生活是现代性权力与制度压抑得最为严重的、变得支离破碎的领域”[2]，日常生活已成为被组织化的对象和客体。情境主义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真实可能性和真实欲望都被压抑和蒙蔽，在这个消费受控的社会里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让位给虚假的景观消费，而生活自身则令人痛苦的缺席。资本的逻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休闲、娱乐这些日常生活都象消费一样被组织。日常生活的过度组织化已使它成为专门化活动和意识形态统治的领域，而知识也普遍外在于真实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技术官僚式的符号语言，变成一种文化上的专门化占有，抽象范畴持续取代具体的社会现实，知识成为权力统治的工具。对于德波来说,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在景观的统治之下，这就是资本主义最深刻的自我异化。
面对景观的霸权和日常生活的异化，情境主义者就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平面上消除景观幻象，暴露和超越意识形态，建构一种没有被异化的日常生活情境。为此，他们力图揭露被异化的日常生活情境，并希望由此使人们摆脱思考和行动的习惯性方式。他们建构情境的策略深受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提出了“漂移”（dérive）、“异轨”（détournement）和“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y）等一系列与城市社会生活相关的实验性行为模式，以捕捉那些被现代生活所忘却、所忽略和被压抑的真实瞬间，并试图通过对由构成景观符号系统的能指和所指间关系的颠覆与再意义化来重新夺回普通人控制城市的权力，恢复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情境。
2 情境主义引发的思考
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运动，情境主义国际试图通过日常生活的诗意化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异化，改变景观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使其必然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准则、文化逻辑的解构和否定，是一份值得肯定和借鉴的思想遗产。正像《情境主义城市》的作者西蒙·塞德勒（Simon Sadler）曾评价的那样，情境主义思想的“无限开放性”（open-endedness）就是其力量的源泉[3]，它开启了一个批判性审视城市空间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充满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真实空间。
2.1 空间的生产②体现了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
在当今以媒体和消费为主要社会特征的现代城市，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因而，空间就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其中充满了权力的运作。对此列斐伏尔和福柯等人都曾做过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列斐伏尔认为控制着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被分成碎片、被降为同质性，使其成为权力的活动中心。因而，空间总是被策略性地生产出来，并反作用于社会[4]。而福柯运用“谱系学” ③（Genealogy）的研究方法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纪律社会,而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或媒介，权力在空间中的介入途径就是透过对时间和空间的细致安排和分配入手，抽象化、条理化的知识成为其合法性的解释工具，成为一种权力技术[5]。我们看到，现代主义空间规划理论所强调的清晰结构、功能分区，交通组织等等恰恰是体现了一种抽象的政治美学原则和资本运行逻辑，作为一种空间知识的“规划理论不单纯是技术范畴，实际上它是一种国家干预形式和意识形态”[6]。因而，空间从来就不是完全“客观的”、“中性的”，空间从来都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它是真正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在我国，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逐渐成为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其商品经济的属性不断被强化。在强调发展效率的目标下，城市空间的生产往往受制于资本的主张，而政府的公共投资也大多向资本密集地区倾斜，这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空间分异。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资本集团在空间生产中往往具有决定性力量，这使得被抽象化了的公共利益中常含有失真的讯息，城市空间往往成为权力和资本的自我表达工具。伴随而来——布景式的景观大道、大草坪、标志性建筑成为城市现代化的标志；丰富的街道生活被整合到少数的大型购物中心和休闲中心；越来越多的步行权力让位于机动车交通；大量的城市公共空间成为消费性场所，以及大规模旧城更新下的空间绅士化（gentrification）和空间隔离等。
2.2 空间生产中他者的权力表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程和社会不断分化，在城市快速、大规模更新和扩张中，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也凸显出来。在城市空间的生产中，面对强势集团，外来务工人员、低收入阶层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空间权益往往被排除在主流的权力话语之外。然而，正像法国当代思想家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所说，在城市日常生活的舞台上既存在着支配性的规训力量，又存在着针对这种支配性力量的“抵制”（resistance）战术，并从各个角度改变着权力机制的面貌[7]，表达着一种他者的权力诉求。
汉正街作为武汉最古老的商业街区，人口和空间类型都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混杂性特点， 这里正像简·雅各布斯所说“在旧城脏乱的表象之下，老城的任何地方都在成功运作，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保持着街道的活力和城市的自由”[8]。这里的日常生活并未完全异化，在主导空间生产的权力之外还隐含他者的空间权利表诉。一个例子是：在汉正街自发形成的流动街市里，各种形式灵活的商业活动在不同时段上充分利用各种街道空间要素[9]，尽管拥挤且时常需要与城管人员进行“游击战”，但却生意兴隆、充满活力，而周边许多经过规划、条件优越的大型室内市场却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另一个例子是：金昌布匹市场是1993汉正街第三期改造初期建造的商住混合楼，在5栋商住楼所共有的约500m2的底层商业与上层居住之间的过渡平台上，临平台的住宅几乎都改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小商铺，从理发到美容，从早点摊到餐馆，从杂货店到小超市几乎一应俱全，另外还有幼儿园，居委会，税务局等[10]。原来规划设计的一个单一交通性质的转换平台，现在俨然演化成为一个功能混合、充满生活气息的微缩社区中心；此外，正象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旧区经常发生的故事一样，在持续争夺各自空间利益的过程中，当地居民与政府管理部门、私房产权人与地产开发商间的各种协商与纠纷不断，这也持续地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塑造。
通过汉正街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空间的生产并非完全遵循资本和权力意识形态的抽象逻辑，日常生活中本身的一面往往通过居民的空间实践得以显现。现实中，居民常常根据自己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诠释着他们对空间的理解，在与强势集团的冲突和协商中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境，改变着城市的空间面貌。
3 和谐的城市空间生产
3.1 空间知识的生产应重返日常生活世界
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的划分，空间知识的类型可分为编码化了的“专家知识”和未被编码的“经验知识”两大类型[11]。空间专家大多将“欧几里得”（Euclidian）几何学所展示的空间体系视为唯一的空间秩序，而将“普通人”的空间叙事视为琐碎和混乱划入学术阴影区。这种空间知识的生产模式割裂了两类知识沟通融合的渠道，易使二者之间在意义层次产生误读，甚至有可能对其隐含的意义层次产生对抗性解读。而日常生活世界是可能性和意义生成的中心，通过破解日常生活的迷码可以开拓人类经验与知识的疆域，因而空间知识的生产必须重返日常生活世界。
首先，作为空间规划设计专家的规划师、建筑师必须改变主客两分，以外部观察者的姿态认知城市空间的模式，而应以一种主体介入的视角去充分理解城市的意义。这就要求规划师、建筑师应以一种城市漂移者的姿态介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尽量避免将抽象、先验的主体性知识框架强加于城市空间本身，而是努力去发现城市空间“同一性”背后存在的“差异性”，“熟悉”事务背后隐藏着的“陌生”——即那些隐藏在神秘空间面纱背后真实的生活逻辑。这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城市阅读，它不是将一种空间叙事强加给城市生活本身，而是给故事的“发生”留下空间。
其次，知识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系统”，同语言本身一样都是一种社会的建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3]。与结构主义技术官僚式的符号语言学相反，真正的语言是一种集体的诗创，其话语规则是一个流动、变化的社会过程。在这里，问题的中心已不是哪一种空间叙事更正确，也不是哪一种言说具有取代另一种言说的特权，而是他们形成的文脉[12]。因而，面对一个多样性和异质性的世界，对不同类型知识的解码要正视文本之间、语言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在沟通、观点上的“间断性”（discontinuity），并在空间生产的交往行动中将其整合起来。
3.2 空间生产与资本的积累方向
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无疑具有资本的属性，问题是在资本主导的开发模式下，空间资本的积累往往把普通市民排除在外，这种空间资本的积累方式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不平等，在城市中创造着财富神话的同时也滋生着城市贫困。面对自由市场所必然导致的不平等，我们应在城市空间规划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上充分关注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积极引导和培养民众为自己进行“资本积累”的责任感及能力，并通过立法等手段维护和推动这一策略的施行，使普通民众特别是旧城更新中的居民有机会分享空间资本的利润增长，提高其控制自身生活环境的能力。例如：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上适当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加大城市旧区基础设施投入，政策上扶持贫困居民自建，加强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保护等措施都是调节资本积累方向的有效手段。正如国际人居报告中所指出，“房屋使用权保护是实现居住权利的基本步骤之一，它可以提供对抗暴力驱逐的法律保护，同时，还可以帮助提高居住水平” [13]。而我国物权法的确立可以说为保护民间资本的积累以对抗资本市场的不平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当然，作为一种空间资本的积累方式不仅仅是指物理空间的改善，它还应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这将有利于提高居民谋生能力，形成社会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同时，社会资本的提高也有利于居民政治能力的改善，扩大其控制物质空间环境的话语权。而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离不开相对稳定的城市空间环境和社会结构，这就要求城市空间的生产应该是以“渐进式” 社会工程的方式来推进，而非单单是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和循环，施行推倒重建式的空间开发模式。
3.3 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平衡
真实的城市空间中充满了权力的话语和不可化约的异质性，城市空间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持续的、变动的、围绕权力对比的实践运作过程。也就是说，空间的生产中并非只有一个服从唯一权力实施的单一共同体，而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数权力状态，在控制空间生产的支配性权力背后总是存在着他者的权力话语和“抵制战术”。如果这种权力关系是非对话性、非参与性，甚至是压制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就有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引发冲突和对抗。当然不可否认，现实世界中存在着权力、资本、信息等社会资源分布的非对称性，地方政府和资本集团手中往往握有控制空间生产的更大话语权，而作为城市空间的使用者——普通市民常常成为失语者，这常常使不同权力主体间的沟通和合作失去了规范性和诚实性，使沟通的合意被扭曲、公众参与流于形式。
这就要求动员空间生产的权力必须来源于“政治权威的结构化”④，而非封闭式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模式。而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形成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完善空间政策制定的公共参与机制，可以有效改变空间中的权力分布状况，并且有利于把具有差异性目标的权力组织起来，促进政府、投资者和市民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满足多元化的权力诉求，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同时，面对现实世界中权力分布的不平等状况，应在法律和制度上完善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特别是要形成公众舆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避免公共权力异化为个别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此外，作为掌握专业知识和信息的规划师、建筑师手中也握有一定的话语权，面对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博弈，这一群体不应放弃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职业传统。同时，规划师和建筑师也必须转变高高在上的精英者姿态，而应直接面对公众、面对日常生活世界，努力成为不同权力话语者间的沟通桥梁，并把关心弱势群体、揭露歪曲的事实和错误信息作为自己的责任，引导城市空间健康的发展。
全文请见原书 |
|
现有评论：0 [查看/发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