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发于《华中建筑》
2009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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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汉宝德的建筑观
焦自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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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湾建筑学家汉宝德之“大乘的建筑观”，沉淀了一个学者深邃的思想。阅读他的建筑观，反思当代建筑界的现状和现代建筑师的职责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试从汉宝德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生活经历切入，通过平直的叙述了解其建筑观的演变和集其大成的“大乘的建筑观”，以及他对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的反思，希基此引发思考，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关键词 汉宝德 大乘 建筑观 职责
Abstract “Dacheng architectural view” proposed by Taiwan architect, Han Baode, deposits his profound thoughts.Reading his architectural view ha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reflec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rchitectural field and the duty of current architect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Han’s living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s, and narrates his architectural view evolvement, great “Dacheng architectural view” and his reflection on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in order to evoke our consideration and give us some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Han Baode, Dacheng, Architectural view, Duty
焦自云，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及其理论。参与导师汪永平教授主持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藏式传统建筑研究、西藏藏传佛教建筑研究。参与编写《拉萨建筑文化遗产》（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发表论文：《西藏传统居住建筑的色彩研究》，《西藏庄园建筑特点与人文精神探析》，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西藏庄园建筑初探》。
“汉宝德先生是一位探索的、挑战的、敢于走自己的道路的建筑学家。”① 陈志华教授的这句评价之语是于上世纪90年代伊始，读汉先生所写的《明、清建筑二论》之时有感而发的，颇为中肯。纵观台湾建筑这50多年，汉先生对台湾建筑界的影响力及对建筑学界的贡献实是不容忽视的。他曾在大学从事建筑教育工作多年，并出版了多部颇有影响的著作，如：《建筑的精神向度》、《建筑、社会与文化》、《斗拱的起源和发展》、《鹿巷龙山寺研究》、《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和《建筑与文化近思录》等；曾成立汉光建筑事务所，从事建筑规划设计工作多年，其建筑作品中不乏优秀之作。汉宝德先生被赞誉为台湾学界少有的学者兼实践家 。
时下相较于将更多目光投向建筑创作，关注建筑建构本身而言，国内学界对建筑理论及建筑学者的关注则倍显冷清。也许正基于此喜忧兼具的现实，再加上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以及地域阻隔等的影响，汉先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之于我们是有些陌生的，或者说是不被广而熟知的。本文试从汉先生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生活经历切入，通过平直的叙述来了解其建筑观的演变和集其思想之大成的“大乘的建筑观”，从而了解他独树一帜的建筑世界。或可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引发我们对建筑本质的思考，对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的思考，反思当代建筑界的现状和现代建筑师的职责问题。
1 建筑观的演变
1.1 早期现代主义的建筑观
20世纪50年代，遭受二战破坏的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恢复建设活动。这时期的建设要求在最大限度地节省劳力、材料和资金的条件下，快速而有效地解决住房短缺等问题。现代主义正满足了当时的社会要求，其“功能主义”有了用武之地，从而迎来了现代主义建筑创作实践的黄金时期。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的“艺术和技术——一个新的统一”，密斯对“技术的完美”的追求，柯布西耶“建筑是生活的机器”等现代主义的建筑观在这段时期得以充分展现其魅力所在。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以其极具冲击力的建筑作品激起人们对建筑的向往与热爱，这是一个对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充满崇拜与敬仰的时代。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同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们的居住环境非常差，住房相当短缺，建筑也尚在蹒跚起步之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杜甫名句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的建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汉先生。对于曾在战乱中度过难以言喻的苦日子的汉先生来说，二战后的现代主义重视大众居住环境问题，就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就是“崇高伟大的建筑观，是建筑家最高贵的理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汉先生考入台湾成功大学，决定攻读建筑学，开始了他与建筑结缘的生涯。之后他又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他介绍说：“我读书的环境基本上是现代主义的大本营，所以我当时也坚持现代主义的精神，力主建筑的科学化。”② 由此可知汉，先生早期所持的正是现代主义的建筑观。
1.2 反现代主义的困惑
时代的车轮驶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城市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人们开始反思战争带来的种种伤痕，反思正在不断出现的种种环境、资源、生态、信仰等危机，表现在建筑领域是反思现代主义的种种不足与片面性，反现代主义的浪潮应时而来。以文丘里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建筑的反思中将“大众文化”引入建筑领域，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个充满矛盾及战斗意味的时期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也开始步入发展期，但影响台湾建筑发展的并不只是经济层面,政治也是一项重要因素,尤其在20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产生了大批的“宫殿复古式”建筑，这使得当时正醉心于现代建筑的本地学院及实务派建筑师受到极大的冲击。对于喜爱思考的汉先生来说，也是倍感困惑，需要不断的省思、探索。
作为教育者的汉先生是极具人道主义色彩的，也颇有知识分子的尊严与清高。他要求学生们“要不为商业社会所污染，要为理想付出代价”，期望学生们“会成为改革的尖兵”。他的教育立场和所采纳的教育体系颇有几分“超然于实际职业的运作之上”。在与业主的接触中，他又发现“建筑的理论与教育体系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即使是科学的分析，也无法建立共识。”③在这期间，汉先生曾先后主编了3本建筑刊物，从最初的《建筑与计划》到《建筑双月刊》，都是以现代主义为立场的书刊，但反应平淡。之后出版的《境与象》,由于在内容上的感性取向，却立即引起相当的反响。
教学、实际设计和办杂志的遭遇使汉先生认识到“把建筑当作一种合理的思考可能是错误的……严格的理性和细密的推理，远不为动人的说辞与引人注意的形态更有实效。”④现代主义建筑师又是一群对社会抱有理想的人，有一套严肃的理论体系。他们总是作“科学”的分析，“合理”的设计，试图为社会大众设计生活，却不能得到大众的认同。而在商业社会中，建筑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只有被大众接受才有可能兴建实施。在这重重矛盾之中，现代主义似无立足之地，汉先生不禁自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走出象牙塔，拥抱社会大众呢？”⑤
1.3 对人文精神的吸纳
经过了激荡、反叛的六、七十年代，后现代派主义在现实的建筑活动中，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更具有说服力的作品，因此也很快丧失了话语权，甚至被人们以一种嘲讽的方式谈论着。这是因为文丘里等人在发现和鼓吹“大众文化”后，又把它推回到象牙塔理论的尖角里去了，不仅没能使建筑获得与社会生活的真实联系，反而离现实生活更远了。世界的文化在经过这两个十年的动荡后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和人文精神的提倡成为新时代的两个最大特点。
在这种时代文化背景下，汉先生认为建筑同样面临着新的形势，需要重新思考适合台湾本地特色的建筑。20世纪80年代汉先生主持设计的台湾救国团溪头青年活动中心既不是现代主义的作品，也没有获得什么奖项，却得到广大民众的好评。同一时期，著文甚多的他对于读者的反应更是深感到价值判断的多元化。“公众更相信的是自己的感觉，喜欢直接的感官的瞬间接受。……而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在建筑上是形式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⑥ 因此早已对其心向往之的汉先生很自然地吸纳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当其时,人文主义的建筑观虽然时时受到现代主义和学院派建筑观的左右夹击，但已经逐渐被建筑师所接受，并最终引发了所谓“本土建筑”的产生，且至今仍是一极为重要的建筑趋势。
1.4 大乘的建筑观
20世纪９０年代后的台湾建筑在蓬勃发展的表象之下，事实上正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二战后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到20世纪８０年代起试图自创风格的“本土建筑”似乎都只关注建筑形式的问题，建筑面临着精神及人文艺术层面相关的建筑内涵提升的必要性。自称对建筑失去热忱的汉先生欲急流勇退，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但其多年从事建筑事业的经历，以及他对建筑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让他最终依然无法与建筑彻底绝缘，相反却让他具备了旁观者清的优势。在世界发展日趋多元化的态势下，集汉先生思想之大成的“大乘的建筑观”应时顺势而出，为建筑界注入了能动的血液。
大乘的建筑观是汉先生结合自己思想变迁的历程，通过对建筑本质的省思、对中国传统的省思以及对当代文化的省思等来探寻中国建筑的出路，以及建筑师的职责等问题的观点和方法论。他思考的有关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化的一些观点以及这种探讨建筑的方法论对于每一个爱思考的建筑师来说，都是一个很值得深思、值得借鉴的深刻而典型的参照系。
2 对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化的反思
把建筑与文化相融合来思考建筑问题是“大乘的建筑观”的重要方法论。汉先生在成功大学任教之时，受喜爱谈建筑哲学风气的影响，常思考以道家的理论来解释现代建筑这个问题对中国文化有何贡献。留美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艺术的书籍，基于此开始潜心了解中国的传统。在东海大学时，他开始关注风水，阅读一些风水的典范，并完成了台湾第一座古迹——彰化孔庙的维护工作。到中兴大学后，他又先花了一年的时间通读了一遍《二十四史》，目的是想自己直接从历史中体会出传统的意义，同时开始了漫长的台湾鹿港古风貌的研究与维护工作。这些学习与工作经历让汉先生能从文化的高度，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的精神。
“谈中国建筑的精神，不能不提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因为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文化，建筑反应生活，只有从生活的观点来了解，才能发现其价值与意义的所在。”⑦汉先生如是说。基于所受的西方教育，对照西方文化的发展历史，由衷喜爱中国传统建筑的汉先生对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的精神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并且有着精辟的见解。
① 汉先生认为中国建筑从来就不是一种艺术,中国传统建筑的价值是在于它的人文性，而中国的人文精神是自最基本的求生精神出发的。生命常变和兼容并包的观念是中国人文精神中的两大特质，中国建筑正是基于这种传统延续的人文精神而生生不息。它表现在建筑上是形式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注重外表。
② 在对林徽因先生《清式营造则例·绪论》一文中的“明、清建筑无论是在材料的设计还是结构上都不如唐、宋建筑”的质疑中，指出中国建筑自秦汉至今没有改变的精神是民众化的精神；特别是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完全世俗化、民众化。建筑作为文化的缩影，必然要受当时文化的影响。毕竟时代不同，不同时代的人对空间和造型的审美也会有不同，而且仅以官式建筑作为评价建筑发展进退与否的标准是欠妥的，提出“民居建筑是建筑的灵魂”的观点。
③ 很多学者尤其是西方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是崇尚自然的国度。无论从写意的山水诗画到传统的园林庭院，还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观念，似乎也都论证了这个看法。然而汉先生却从建筑的角度出发来反驳了这个说法。他认为这些并不是代表真正的自然，也不代表我们真正的认识自然、爱护自然，而只是一个假象，“中国文化中缺少自然主义的本质……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是并不常考虑自然环境的，这是中国建筑精神中很重要的一环”⑧。
④今天的社会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繁闹的娱乐文化。汉先生曾经很看不起这种“肤浅的”东西，但从文化的层面来了解这种现象，体会到这是多元价值观的来临。他认为这种“逸乐取向”是新人文主义社会的现象，说明“雅俗共赏”可以成为公众与艺术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建筑是可以民众化的，并指出建筑服务的商品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预见到今天的建筑文化可能会成为观光文化的一角。
3 大乘的建筑与文化
在价值观多元取向日趋激烈的今天，面对建筑必然商品化的现状，汉先生独辟蹊径，引用佛教义理中的概念来诠释建筑，指出相较于采用自毁来达到自我完成目的的“小乘”精神来说，我们的建筑与文化中需要汲取和蕴含的应是“大乘”精神。
① “我自文化的反省、自传统的认识，反过来看建筑的本质，觉得不管世界建筑的发展要采那一种方向，中国的建筑必然要走中国人的路子。我体会到，中国人所需要的、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实在是合乎时代潮流，合乎未来趋势的新建筑观的基石。”⑨纵观中国建筑界在短短的近20年的时间中“借鉴”了西方建筑界在近一个世纪中出现的几乎所有的思潮、流派和“主义”，却始终没有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主义”的现象，汉先生的这段话无疑具有鲜明的指导作用。当前建筑界热衷于把外来的建筑思潮当作某种风格、形式甚至是一种流行时尚，一哄而上的“拿来”，没有试图去弄清楚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理解它们的思想、观念、方法等真正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固然有盲目追风、浮躁急进的原因，纠其根本却是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要发展中国的建筑，就需先了解中国民族的性格，了解中国的文化，只有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建筑才会具有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
② “大乘”与“大众”不可混为一谈，也是我们理解大乘的建筑与文化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当前我国建筑业的迅速发展在使我们的创作和理论获得许多创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且多与建筑文化精神层面的问题有关。比如不顾地点、环境，甚至不顾功能地将建筑随意照搬照抄的现象；或者把建筑作为炫耀身份、财富的手段，为突出自己而求奇求异，甚至破坏整体文化环境的现象等。这是“求同与人”和“树异于人”两种追逐时尚心理动机的极端表现，是一种严重扭曲和异化了的人性，而这正是大众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对于建筑活动的作用和影响更多地是负面的，在无形中导致并鼓励了我们今天创作的空洞平庸，造成了表面繁荣的建筑活动背后实质的贫乏单调。与大众文化这种使建筑与人的生命活动相背离的特性相比，大乘的文化要求建筑师应当深入了解并努力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反映和应答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应坚守建筑活动的终极目标和人文取向，保持对现实清醒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以避免非人文取向和本末倒置的追求，这对于指导今天的建筑创作、理论更具有实践意义。
③ “抱持着大乘精神的艺术家，除了表现其个人风格之外，最重要的是其作品必须使社会大众自心底的喜欢。要排除‘曲高和寡’的错误观念，不以清高、乖张欺世，不以学识的象牙塔自保。”汉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大乘的建筑家们应该是爱人群、爱生命的人，不是以人群为抗争对象、孤高自赏的人。”⑩可见，对于一个真正的建筑师而言，最要紧的是以人为本，让自己的作品使公众自心底的喜欢。同时也应注意到建筑为公众服务，媚俗是易达到的，只要公众接受即可，但要做出既能为公众所接受，又有特色、有价值的东西是有相当难度的。抱持着大乘精神的建筑师应能让建筑活动真正深入并回应公众的真实需求和愿望的要求，并把为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寻求诠释作为自己创造的最高目标，而这也正是“大乘的建筑观”的核心所在。
全文请见原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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