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发于《华中建筑》
2009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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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地区性与表现的地区性
夏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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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OMA设计的驻德国荷兰大使馆，所展现的存在的地区性与表达的地区性既可以作为解读建筑本身的线索，也可以构成在全球化语境下对地区性的一种理解，它们在两个向度上共同构筑了当今世界的图景。
关键词 全球化 存在的地区性 抵抗 表现的地区性 利用 德国荷兰大使馆
Abstract The regionality of objective existence and subjective expression reflected in The Netherlands Embassy in Berlin designed by OMA could be served as not only the clue for understanding this building, but also a kind of comprehension about regionality under globalization context, which build the prospect of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 together in two different direction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Regionality of objective existence, Resistance, Regionality of subjective expression, Utilization, The Netherlands Embassy in Berlin
1 背景
当“全球化”这个词语为人所熟悉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实际效应早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社会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信息技术革命，经历了飞跃性的发展，由此所应发的新技术和新观念造成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时空体验：时间和空间的深度被急剧压缩，它们可以被轻而易举的浓缩在一封电子邮件或者一张数码照片中。“全球化”正是基于这种压缩的时空体验之上。全球化作为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变迁活动，从其起源来看，是由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来带动，逐渐扩展到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与此同时，以前处于“隐身状态”的地区性问题也随着全球化的大潮凸现出来。如果说全球化是使当今社会各种超地域性因素作用的结果，那么地区性问题则是对于种种这些因素的敏感反应与质疑。
建筑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置身于这样一场巨变之中，在全球化大潮中遭受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现代主义、“国际式”的反思，到现在对新殖民风格的批判，地区性作为建筑学的一项重要议题被推到了各种讨论研究的中心，并成为贯穿当代建筑研究的一条明晰的主线。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建筑与城市地区性的两个方面：存在与表现，阐述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于建筑与城市地区性的理解。
首先要介绍的是一座建筑——由OMA（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设计的驻德国荷兰大使馆，本文关于地区性的思考正是从中引发而来（图1）。东、西德合并之际，德国政府决定重新规划首都。荷兰在二战后已把大使馆原址出售掉，如今又可以在中心的河湾地区(Mitte)——这一柏林最古老的居住区，自由选择一个新址，并靠近它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德国的行政区，由OMA负责对于整个地块的规划与设计。原西德有着严格的城市规划限制：传统城市规划大纲要求保持城市传统，按十九世纪的样式来兴建项目，以保证街道的连续性与城市空间的完整（图2）。而由雷姆·库哈斯 (Rem Koolhass) 率领的OMA却是一位以批判性为信念的先锋建筑师，直接从当代社会与文化吸取能量，在他的眼中,“政治”、“经济”以及“货币”等城市基础和指标, 远比建筑艺术和文化学更强大地影响着当代都市状况，而上述方面正是全球化的重要体现。于是，这个设计由于建筑师和地段的相互作用，处在了全球化与城市地区性矛盾的焦点之上，而也正因如此，它也可以很好地启发我们思考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理解地区性：建筑没有按照传统填满街道的界面，而是将一种对基地的服从——填满整个基地，与对基地的突破——建造一个独立的方盒子经可能地融合在一起。在方盒子与使馆居住区之间的道路扮演着庭院的角色，庭院向一边敞开，从而可以获得施普雷河 (River Spree) 与公园的景观。在建筑内部，一条被称之为“弹道轨迹”(Trajectory) （图3）的贯穿八层的坡道路径确立和引导着大使馆的空间，并加强了与近邻建筑、施普雷河、电视塔、公园和居住区围墙的联系，形成对景的关系（图4~5）。在这个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OMA所设计的建筑脱离了“Super Dutch”的夸张造型风格与一贯推崇的“全球化策略”，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表达了传统与开放，地域与现代的关系，最终脱颖而出获得密斯·凡德罗奖(Mies van der Rohe Award) 也是对它所取得成就的肯定。而当人们在感叹OMA惊人的创造力和对城市的独到理解时，在它眩目光环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力量，一种牢牢地将建筑锚固在场地之中，另一种又赋予于建筑与众不同的气质，如果以前面所述的地域性来看待，它们可以算作地区性的存在与表达，而地区性的这两个方面既可以作为解读建筑本身的线索，也可以构成在全球化语境下对地区性的一种理解。
2 存在的地区性
存在的地区性是地区性的内部特征，体现了地区性“自治”的方面，它构成了对全球化的抵抗——“抑制全球化”。由经济全球化而引发的包括政治、文化各个层面上的相似的效应虽然纷繁复杂，但如果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是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构成了它们的核心”[1]。在经济上，世界各国被迫进入一个以资本为单一标准的市场；在文化上，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电影, 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制品。而单向度的标准与模式，必定带来对个体的粗暴与忽略，环境运动、女权运动、各地的土著运动以及各种劳资纠纷等“反全球化”现象实际上体现的就是地区性的存在。就建筑与城市而言，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聚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定居在地区和时间上的稳定性为人类的聚居生活带来的可能。一定地区内一定数量人群相对稳定的聚居，必然在材料选择、建造工艺、建筑形式、空间布局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是同一性，而是聚居生活的人群个体之间交流、合作的成果，一种在外在表现上具有同其他地区、其他人群明显识别的特征。在前面所介绍的驻德国荷兰大使馆的设计中，柏林严谨的街道体系，规整的建筑形式和传统的城市空间形态，是这个地区的特点，它直接与库哈斯的实践模式——一种建立在对人类都市文明的钟爱, 最敏锐地回应全球化进程所引起的社会、政治、文化、技术震荡的建筑实践模式相抗衡。从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北面墙形的居住部分围合出完整的空间，是对城市传统空间的一种回应，而主体建筑立方体的体量也是对周围环境的协调。在这里，地区性通过建筑最基本的要素：边界、形式和体量起到控制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这位“全球化”建筑师的“妄想狂”式的创作，让建筑归属于这个地区。对比一下OMA在法国里尔——一座因为交通发展而诞生的新城，几乎没有地方特点——的项目，甚至是在中国北京CBD里的CCTV大楼的设计，我们也可以轻易发现正是由于柏林存在的地区性，才使得这个项目没有像里尔的那样被毫不留情同时也是不作任何抵抗的卷进“全球化”的漩涡之中。
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曾说过:“对谁来说还存在某种绝对不可违抗的强迫力量把他和他的子孙们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对谁来说还存在某种严格强制性的事情？”[2]上述存在的地区性正是充当了抵抗全球化，维护地区特点的“强迫力量”和“严格强制性事件”。但如果仅得出“存在的地区性只是一种抵抗”的结论仍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探讨这种“抵抗”的具体内容，我们有必要再从它的另一面——全球化入手。吴良镛先生在国际建协20 届大会的主旨报告中所言：“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带来了人与传统地域空间的分离，地域文化的特色渐趋衰微；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致使建筑环境趋同，设计平庸，建筑文化的多样性遭到扼杀。”[3]全球化给建筑带来的是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①享受现代文明同时而产生的“乡愁”，边缘化，人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与陌生,比如当今城市出现的很多漂亮的但缺少密度和活力的开放空间；②普世性、单一向度的价值取向，对环境的忽视和多样性的丧失，比如城市的特征慢慢减弱，越来越趋同。于是，存在的地区性是——他们的反义词——乡愁抚慰剂，给人以归属感；场所特征的赋予者，带来场所感；单向度的对手，击碎“普世神话”；多样性的基础，提供有机发展的的框架。
接下来的问题是：存在的地区性作为一种抗拒与防御力量，其最终来源是什么？借用芒福德（Louis Mumford）对于批判的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的研究：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地域主义总是对外来试图将国际化、全球化和普遍化的建筑置于特殊的地方特征（无论这种特征是建筑的、城市的还是景观的）之上的倾向具有批判性的倾向。[4]在全球化大潮如此汹涌的今天，这种“批判性的倾向”当然更加强烈和明显。另一方面，现代的环境和精力超越了所有地域、种族、阶级、国家、宗教以及意识形态的束缚。它将我们推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被卷入这样一个漩涡的还有种种文化现象赖以沉淀的因素。诗人叶芝( W. B. Yeats）在他的诗句中写到：“无法掌握中心，/一切都分崩离析，/惟有混乱。” 全球化虽然带来了标准，但这种标准也向现代生活一样充满了短暂性、偶然性和破碎感，新的标准急于代替旧的标准，老的秩序很快就让位于新的秩序，缺少时间感和空间感，一切都平面化。而作为一种存在，地区性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从人类最早为了生存需要，构筑遮风蔽雨的住所：从自然界中发现材料的属性，并且巧妙地使用它们，他们克服重力的作用，构筑起容纳生产生活的空间场所，到完成了一整套建造方法的积累和总结。最后将本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民族性格融入到建造活动之中，最终以建筑形式和空间特征的方式得以表达和延续，并且还在不断的发展，并不是以终结的方式存在。当我们走在罗马、巴黎这样的历史城市，或者巴塞罗那那样新旧和谐共存的街道中，会产生很强烈的认同感。于是，地区性以其厚重的历史感和连续感作为对充满崩溃和更新，斗争与矛盾，含混与痛苦的全球化时代的“异端”凸显，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曾经说过：“一座老房子的完整性和连续感是拍多少照片都不能表达的。”，两者之间的冲突也由此产生，只不过，在全球化强大的攻势面前，地区性的存在注定是一种抗拒与防御的状态。
3 表现的地区性
如果说存在的地区性是地区性的内部特征，一种对全球化的防卫，那么，表现的地区性则是一种地区性的外在体现，一种对全球化的利用。地区性的存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让全球化失去效力？”，而地区性的表现则需要解决：“如何让给全球化发挥作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他的著作《让全球化发挥作用》中指出：“随着我们对彼此的以来逐渐加深，我们需要共同解决一系列问题。”[5]全球化在带来统一性和既定标准的同时，也带来进步的思想和积极的意义。比如公平开放的思想取代了原来保守落后的传统，新的技术与生产和运作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的地区性问题，如国际力量的介入对地区间的冲突的缓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形成，资本和商品的互通，经济活动的全球一体化，不可避免的在其他领域如政治、文化等产生类似的效应。夸张一点地说，前面所提及的各个地区的种族运动、妇女运动和环保运动，包括地区性对全球化所产生的抵抗效应等“反全球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全球化”的现象。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横向的交流与纵向的继承并存。面对如此强大的世界潮流，地区性的的表达必然需要借助于全球化的思潮。在城市与建筑方面，一个地区的风格是不断流变的，地区性不仅借助于其内部的因素，还去要参考和借助于外在的条件。回到驻德国的荷兰大使馆。新时代的大使馆形象不同于以往，展现的应该是一种自由、开放、平等的风格，所以建筑在围合各个界面的同时，打破了原来封闭的状态，形成开放的庭院。在内部，那条“弹道轨迹”中视线的设计也对周围的环境做出了敏感的回应。既不同于柯里亚、哈桑法赛等对于传统地方形式的借用，也不同于安藤忠雄对传统空间的借鉴，OMA以一种更加现代的方式表达出地区性，这种地区性是借助全球化的的思维产生并以全球化的手段表达出来的。
福柯（Michel Foucault）也有一段关于地区性的论述：“这个时代之所以获得其重要性,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中,对各种各样的世界观、风俗和文化都可以同时加以比较和体验——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以前,所有的艺术风格都有时空限制,与此相应,每一种文化的影响力都总是只局限在某一局部地方。”[6]在承认表现的地区性是对于全球化的利用后，我们也有必要继续弄清这种“利用”的实质。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传播有赖于各类媒体和各种工具。“符号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编码、解码的系统,即从意义到符号,再从符号到意义的二次转换。”一方面它受翻译者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等因素所制约,另一方面也受社会和文化环境所制约。所以“在经过二度符号化的转变中发生意义失落、畸变、增殖、转换现象是很普遍的。”[7] 无论是从地区性的角度来看待并利用全球化，还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读和诠释地区性，误读都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产生的地区性必定是一种全球化转译的结果。在荷兰大使馆的例子中，开放的庭院和坡道就属于这种“转译”的产物。另外，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 Viktor Borisovich）的“陌生化”理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间离”理论，提出以“间离”代替“共鸣”，也在美学范畴上引导自觉地误读和转译行为，比如以安藤忠雄（Tadao Ando）、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为代表的建筑师所进行的实践。伦佐·皮亚诺（Rezon Piano）设计的奇葩欧文化中心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在技术——建筑和城市必不可少的要素的运用上，表现的地区性也需要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技术进行筛选和转换，比如杨经文与柯里亚（Charles Correa）等以适应地区气候为基本原则所进行的生态设计。因此，表现的地区性是：对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中的转译和误读；对熟悉的形式与现象的“陌生化处理”；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项技术的挑选与转换。
那么，我们也进一步可以像前面一样提出类似的问题：表现的地区性作为一种全球化的利用与借鉴，其最终的来源是什么？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任何文化和特性，都处在一个动态的发展中，而这种发展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在建筑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期，由于人类面临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不发达、通讯传播手段落后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建筑文化的交流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和深入程度，但这种交流始终贯穿着本地区、本民族建筑文化发展始终，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同建筑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推动自身建筑文化发展的强大力量。比如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中，发现了高鼻梁、卷发的佛像造型，远离中国人的体貌特征而更接近欧洲人的外貌。据史料记载是当时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国与西方的交流，许多佛像的作者都到过外国，看过他们的雕塑，于是在自己本土的创作中，也加入了外国的元素。中国的佛塔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佛教最初在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国，“窣堵坡”（Stupa）的形式也被带到中国。但在中国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中国传统木构架的轻盈坚固的特点，当初“又胖又矮”的窣堵坡变成了比例修长的“塔”的形式。任何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会主动的与其它文化交流、融合，同时伴随着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扬弃。全球化虽然被看作是各种超地域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它本身却能超越诸多的超地域因素，给相对古老的地区性注入新的活力，任何一种还处在发展状态中的地区性也会主动从全球化的大潮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因此，表现的地区性可以看成是文化发展规律的结果，而全球化的产生与到来很好的迎合了这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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