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竹猗猗】


　　在香严寺小住的时日里，那遮天蔽日的百亩大竹林成了我们的好去处。曦光初露，倘徉于霞光、雾霭缭绕的竹林小径，沐浴在修竹篁韵的意境之中，顿感心爽神怡，通体透明，仿佛化作青青翠竹……
　　竹，以其神姿仙态，潇洒自然，素雅宁静之美，令人心驰神往；又以虚而有节疏疏淡淡不慕荣华不争艳丽不媚不谄的品格，与古代贤哲“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情操相契合，故古人有“君子比德于竹”的名言。竹，“依依君子德，无处不相宜”的风采和品质，成了高尚人格的化身和楷模。《礼记·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箭竹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将竹人格化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赋予竹以人的精神、道德、情操。正因为竹如此引人，古代不少文人名士远离人欲横流的红尘凡间，隐居深山僻壤，竹林成了理想的环境。他们以竹为伴，视竹为友，追求超脱心俗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生活。晋代的阮籍、稽康、刘伶等竹林七贤，唐代的孔巢父、李白等竹溪六逸……他们托身浪迹广袤的竹林，朝夕沐浴在修竹篁韵之中，那枝疏叶柔清丽俊秀素洁典雅的蝉娟风姿，挺拔凌云坚贞不阿刚直有节的操守和特质，令风流名士如痴如醉，赋竹吟竹赞竹为竹作谱，成了文人墨客的时尚，从而也使生命之光得到升华。
　　历代的士人名流之所以醉心竹林，并非仅仅为了逃避现实社会，而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寄托。人具有两重性，一是社会的人，肩负着社会和家庭的责任；但作为个别的人，具体的人，他要确认自我价值，体验人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精神需求不是社会单方面能够给予的。克服这种社会和个人矛盾，到大自然中去，纵情山水，直接与自然对话，可弥补心理缺陷，获得心理平衡，一种自由感解放感从心底油然而生。而绿竹猗猗静谧幽雅的环境，便成为许多醉心于禅宗的文化艺术大师隐居的好去处。唐代王维历经“安史之乱”，饱尝尘嚣烦恼之苦后，抛弃功名利禄之念，隐居蓝田乡下建竹里馆，潜心修炼，静习禅定，彻悟佛法，使心境归于淡泊自然。“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人此时是何等的自由、愉悦、超脱。大诗人白居易也是仕途几经挫折，晚年退居洛阳后，每在读佛书习禅定之余，“日晚爱行深竹里，月明多在小桥头”。处于充满禅意之中的诗人，心静神宁，体验到较多的自我价值和自我力量。他还在《养竹记》中，将竹比作“贤人君子”，高度赞美竹子“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品格和情操。
　　枝叶柔柔，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典雅俊秀的修竹之美，不知倾倒了多少丹青画师，为之挥毫泼墨。唐宋以来，以竹为题材的画竹名家辈出，一幅幅竹画各以禅姿仙态光照寰宇。唐代画竹名家萧锐将所画１５竿竹赠与白居易后，诗人读竹感其意，作《画竹歌》：“植物之中最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笔下独逼真，丹青以来第一人。人画竹身肥臃肿，萧画茎瘦节节疏；不根而生随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苏东坡是大儒，笃信佛法，爱竹成癖。他向画竹大家文与可学画墨竹时，对文与可的“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推崇倍至。诗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如无恬淡虚无的心境，禅宗渗透其人生观，画出竹子的何能美奂绝伦出神入化呢！“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在中国美学中，“淡”是一个极高的境界，达到这一高境界者首推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集古今画竹之大成，对画竹技法和理论的发展、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习禅重修炼，修炼重修德。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相吻合。不管历代文化名人信禅与否，但生活在竹林这一通身流溢着恬淡宁静充满灵光的伊甸圣土，无不受着禅文化的感染，从郁郁葱葱的翠竹身上，汲取刚正不阿节节向上的力量，悟出人生之真谛。苏东坡的“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郑板桥的“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秀竹，秋风江上作鱼杆。”以诗言志，诗人画家借竹的形象抒发自己不媚权贵、恪守淡泊正直的人格和情操。竹，成为高风亮节的象征。
　　竹，“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受人爱恋令人倾倒心醉神迷的竹文化，源远流长，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你能说不是受禅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禅露滋润渗透的结果么？本来“禅就是大开悟眼以认识真理”的啊！
(杨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