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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土 谋求创新
——我的创作历程 彭一刚 文
作者简历: 195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务
1985年任博士生导师 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此文为彭一刚教授在第二届梁思成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图1.天津水上公园熊猫馆
图2.天津大学建筑系馆

图: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设计方案

图:天津水上公园熊猫馆方案设计
图:天津大学建筑系馆方案设计

图:甲午海战馆
图: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

图:甲午海战馆(草图)
图: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
20世纪是一个社会发展变化异常迅猛的历史时期。新事物、新发明、新思潮、新观念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从而使人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总是担心赶不上潮流,赶不上时代。
从建筑发展来讲,20世纪之初,折衷主义的建筑风格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已经在腹中涌动,而现代建筑问世不久,便又潮起潮落,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之后,更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结构主义。观念的嬗变,总不免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使人逐步理解、消化和顺应。然而,迅猛的发展偏偏不给人留下余裕,致使我们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总有被时代遗弃的压迫感。
此次颁发的梁思成奖,属建筑界的最高奖,理应授予那些引领创作新潮流和最具开拓和创新精神的建筑师。我扪心自问,实在愧不敢当,所以,一直是把它看作是对工作多年的建筑师的一种安慰—实在是苦劳多于贡献!
基于此,我只能把论调降低—以“立足本土、谋求创新”为题,来谈一下我的创作经历,这绝非是繁花似锦,充其量不过是老干新枝而已。
建筑师的成就,总是和他成长的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接受建筑教育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即1950年。如果将人最富创造力的年龄定为50岁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指20世纪的80年代以前。众所周知,那个阶段还处于毛泽东时代。所以一分为二地来看,我的建筑创作既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又受到时代局限性的影响。
当然,除了时代的局限之外,其他方面的局限性同样会影响到人们的成长。以下,我想分别从时代的局限性、工作岗位的局限性和性格的局限性这三个方面来阐述其对于我的影响。
一、时代的局限性
时代局限性的影响是基本的,凡属我的同龄人几乎都逃脱不了这一时代的影响,它对于人们的学术思想乃至创作理念的形成影响相当大。它的主要表现是:
1.
意识形态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评判文化艺术的标准尺度,都要经得起意识形态的检验。传统和习惯上的是与非,往往经不住阶级分析。例如,对电影《武训传》和《早春二月》的批判就使人感到震惊,热衷于办学和对弱者的同情,本来都是好事,结果却成了贩卖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毒品。建筑虽然有别于纯文艺作品,但也难免厄运。我的老师徐中先生就因宣扬“唯美主义的建筑观”而受到批判。至于我,则是被批评以“构图万能”荼毒学生。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下,自然会抑制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性。
2.
与世隔绝的学术环境。由于当时两极世界和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我们不仅在政治上一边倒,而且在学术上也是把西方世界排除于视野之外。而正是在那一段时期,西方国家建筑界思潮十分活跃,精品层出不穷。相比之下,前苏联建筑界却异常沉闷,这些便使得我们眼界十分狭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3.
颂扬共性,扼杀个性。建筑创新实际上就是要突显个性。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无不个性鲜明。这种个性几乎是从幼年开始就逐步形成。然而,在那一段时期,我国的社会舆论却只弘扬集体主义而批判个人主义,在这种氛围中,个性是没有容身之处的。试想,什么东西都出于集体创作,作为个体的建筑师还能有什么作为可谈呢?我想,至今中国出不了世界级的建筑大师,或许与上述的原因不无联系。

图:平度现河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凭柱阁)

图:平度现河公园规划设计方案A

图:平度现河公园规划设计方案B



图:伦敦中国城规划设计方案

图:平度现河公园

图:福建漳浦西湖公园

图:福建漳浦西湖公园模型
图:天津大学北洋纪念亭
二、工作岗位的局限性
工作岗位局限性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我大学毕业之后便留校任教,这既是组织上的决定,也符合个人愿望。就当时情况而言,在大学教书无论在学术环境、个性发展以及创造性的发挥方面,较之一般的设计单位似乎还要宽松一点,当然,也只是“一点”而已。
我所在的天津大学建筑系,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外文图书,并订有若干种外文期刊,通过它们多少还可以获取一些西方国家的信息。另外指导学生课程设计,也还有一点小自由,这种工作特别有利于方案能力及基本功的培养和锻炼,然而,直接参加工程设计的机会却很少。改革开放以后,结合教学参与工程实践的机会虽然有所增加,但作为教师,其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教学、科研方面,我常引用朱自清先生的一句话:“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来说明我对二者的态度。尽管我也会参加一些工程实践,但毕竟还是“副业”。所以,总是以“客串”和“票友”的身份参与。幸好,我有这方面的兴趣,当作一种消遣,还是乐此而不疲的。不过,由于条件所限,要是与在设计院工作的建筑师相比,所做的项目不仅规模小,数量也不多。
三、性格的局限性
性格往往关系到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态度。
我是属于兴趣趋动型的人,
凡是有兴趣的事我都乐于去干,有时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例如对待建筑设计,虽说是客串、消遣,但却十分投入,为兴趣所驱,有时甚至有一点痴狂。早在学生时代,就十分热衷于设计课,加之性子较急,设计课的作业总是提前完成,从未在交作业之前加班加点,更不要说开夜车了。毕业后留校任教,在给学生改图时,总嫌学生慢慢腾腾,时而便会揠苗助长和越俎代庖,从而挫伤学生的积极性。时至今日,这种脾气虽有所收敛,但对学生还是不肯放手,遇事还是事必躬亲,一抓到底。例如,接受设计委托,作为导师,本可以只给一个意图,放手让学生去做,然后再帮助完善,直至完成。我却不然,总要事先想好,再绘制成图,并且画得很工整。就是转给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我也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并排坐在电脑前,一一确定每一个细部尺寸。这样做或许是好事,但也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学生或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由于这种性格,我倒并不热衷于规模太大的工程,因为是属于“单干户”的一类,实在是怕照顾不过来。
这种性格,也多少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
加之又在学校工作,没有任务和经济效益的压力,在接受项目委托时便不免有一点挑剔:要的太急的不做;长官或业主意志太强的不做;条件太苛刻、没有多大发挥余地的也不做,这或许就是项目做得不多的原因之一吧!
由于上述的各种局限,我把自己界定为一个“传统型”的建筑师;幸好,还不十分固执。
面对当今西方各种建筑流派,虽不能全然接受,
但也并不过分抵触,有时尚能与时俱进,从中吸取某些教益。用“老干新枝”来比喻我的作品,似乎比较恰如其分。
人贵有自知之明,按自然规律,我确实已经走过了人生最富创造力的巅峰期,但还不想自暴自弃,偃旗息鼓,就此终止自己的设计生涯。当然,也不求有更大的作为。但是,在条件允许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力求有所发展、有所前进,哪怕有些微的新意,便会有知足的感觉。





图:厦门杏林公园
下面根据创作实践总结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1. 不甘平庸
这些年来,应邀参加设计竞赛的机会不少,但我都婉言谢绝。直接委托的设计任务,凡条件适合者我还是乐于接受的。这是由于我还在带研究生,学位课中就有建筑设计,有了委托就无须再为他们物色题目。然而,凡委托设计者都是慕名而来,如果设计得过于平庸或一般化,自然会使人感到失望。我时常自问: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总希望能搞出点名堂,就拿出这么一个方案,行吗?!所以,每当接受委托,都有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同时我在接受委托时,也对业主直言不讳:我将尽力而为,但也没有十分把握,如果不能让业主满意,可另请高明。幸好,一般都能得到认可;也有个别意图不合者,我也不愿迁就,半途而废者就作罢,对此我也看得很平常,从不计较。
2. 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
做好这一点,每一个中国建筑师责无旁贷,然而实践起来却并非易事。由于时代在发展,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在随之而变化,但是,全然摒弃传统建筑文化而一味抄袭、模仿西方建筑形式,我似乎又于心不甘。于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试图使两者能够相互融合。这些年来,我接受了若干园林规划设计的项目,由于它的艺术性要求较高,功能限制又不苛刻,我便试图在这类建筑中探索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融合。由于项目所处的地域条件或地理位置各不相同,我力图区别对待,以期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
3. 赋予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赋予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主要是针对几个纪念性建筑而言的。和园林建筑一样,这类建筑的艺术性要求也是很高的,但所要表达的情趣却截然不同,园林建筑一般所体现的是它的抒情性,要具有诗情画意。纪念性建筑则应根据其不同性质而突显其主题和个性,或雄伟,或庄严,或典雅,并使之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4. 立足本土、谋求创新
园林建筑和纪念性建筑,毕竟属于较特殊的建筑类型。而大量的建筑均属“世俗”性的一般类型的建筑。对于这类建筑,首先要满足的还是功能使用要求,另外还要受到技术和投资条件的制约。我是一个十分注重形式的人,但形式的塑造始终立足于功能、技术合理的基础之上,并且还不突破业主所能承受的投资限额。这类建筑很容易流于一般化,甚至平庸。但我又不甘于平庸,总是力图在平实中谋求创新,以期把功能、技术和形式巧妙地融为一体。所谓“立足本土”,就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出发,而不是追求时髦、奇特,也不一味地强求所谓的“传统”。总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划定框框,作茧自缚。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以上四点都是一种“追求”,属于主观努力和探寻的范畴,能否达到,却是另外一回事。请大家根据我的作品做出评品。

图:南安公园



图:浙江舟山沈家门小学

图:郑州高新技术孵化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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